網際網路不需要“總部經濟”
亞馬遜的第二總部泡湯後，阿里在北京的第二總部卻傳出了新訊息。
北京市發改委披露的2019年重點工程計劃中，阿里巴巴北京總部園區將在今年11月開工，預計2024年投入使用。四年前啟動的“北京+杭州”的雙中心、雙總部戰略，終於再次向前走了一步。
阿里的北京總部並非是孤例。去年11月份騰訊北京總部大樓正式落成，被稱為“亞洲最大的單體辦公樓”的建築；小米在昌平未來科學城的智慧園區也將開建，以及同樣在北京的小米網際網路電子產業園和小米移動網際網路產業園；京東總部二期2號樓正在建設中，規模達到55萬平米……
一連串在建的總部大樓背後，北京似乎正有意捍衛“網際網路之都”的名號。
古老的總部經濟
2003年底，80多家大型企業將總部遷入北京豐臺的總部基地，不乏三洋、東芝、LG之類的跨國企業，“總部經濟”成為當年科博會上最灼人的字眼。
那時候網際網路創業者還沒有“登堂入室”，主角仍然是製造業。而中國市場的改革開放，讓北上廣深成為新的價值窪地，在產業轉移的趨勢下，大批跨國公司開始搬離香港、新加坡、東京，使得“總部經濟”在中國市場大行其道。
巨集碁創始人施振榮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線”，兩端是附加值最高的技術研發和市場銷售，中間是附加值較低的生產製造。一個面積只有幾十平米的企業總部，可能創造出數億元的營業額、數千萬的利潤、上千萬稅收，並直接帶動房地產、金融、物流、酒店、娛樂等服務業的發展。相比於動輒佔地上千畝，但增收不那麼明顯的生產車間，各地政府自然算得清其中的經濟賬。
被提及最多的還有總部經濟的產業乘數效應，當一個大型企業將總部放在某一城市，除了真金白銀的稅收，也將是城市的另一張名片，在投資、消費、貿易、管理、技術、人才、資訊、資金等方面輻射拉動周圍成片地域，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繁榮。
在總部經濟中嚐到甜頭的北京，顯然比其他城市有著更敏銳的嗅覺，既然製造業上不如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產業分工，轉身瞄準了高新技術產業，剛剛起步的網際網路也在其中。
2003年前後，新浪將市場營銷部門從中關村搬往現代城，思科將辦公樓設在了東城，微軟也將市場和銷售部門遷往國貿地區，彼時海淀地區的地價已經飆升至每畝一百多萬，導致很多企業忍痛撤出。到了2003年3月，海淀區就出臺了優化發展環境的22條“鐵律”，中心內容是“大副降低產業用地價格，每畝地價最高不超過30萬元。”
回頭來看，“總部經濟”的名詞已經鮮有提及，中關村卻成了中國網際網路的搖籃，北京已然是網際網路巨頭扎堆的大本營。
逃離北京的理由
到了今天，逃離北上廣深幾乎成了主流。
《通勤，正在“殺死”1000萬北京青年》在2018年刷了屏，標題有些驚悚，內容卻讓不少年輕人感同身受：“清晨五點，人們已經在為通勤奔波”、“在北京，人們平均每天上班超過一個半馬（26.4Km）”、“只是到公司，已耗盡我所有力氣”。
何止是通勤，高房價、快節奏、焦慮、戶籍門檻……新世相僅僅用一場“4小時後逃離北上廣”的營銷，就點燃了“北漂”們薄弱的歸屬感。在這種氛圍下，北京遇到了一個新難題，當網際網路成為經濟的新寵兒，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紛紛向網際網路巨頭們丟擲橄欖枝，逃離北京從個體上升到了集體。
一面在北京“拿地”，一面籌謀“南下”，成了小米的真實寫照。在北京總部之外，武漢和南京都成了小米的“老家”：武漢的第二總部被定位為“超級研發總部”，投資規模在200億元上下；南京被認為是小米手機的“故鄉”，研發中心之外還有供應鏈、營銷部門以及諸多生態鏈企業。
2018年10月份，一份小米集團《搬遷員工相關福利政策》在網上流傳，小米員工從北京搬遷到武漢、南京後，不僅可以享受原有的工資、餐補等基本待遇，還有3萬元的搬遷福利費和15天酒店住宿補貼，同時當地政府提供了相對便宜的人才公寓，不受當地限購政策限制的購房資格，條件不可謂不誘人。
事實上，從2017年開始，武漢、成都為首的二線城市就開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搶人大戰”，試圖使用者口、補貼等留住百萬大學生。到了2018年，“搶人大戰”愈演愈烈，長沙發布了“人才新政22條”、成都推出了“蓉漂計劃”、濟南拿出“人才新政30條”、重慶提出“黃金10條”……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購房、落戶、創業等對人才的優惠政策外，面向網際網路產業的“總部經濟”思維也開始萌芽。畢竟相較於港口、煤礦、旅遊等對高度依賴地理因素的產業，網際網路幾乎沒有地理上的門檻。
位於澄邁的海南生態軟體園已經迎來阿里、騰訊、百度、網易等網際網路公司，開建西海岸網際網路總部經濟產業園也被海南納入程序。沒人知道會不會有其他城市也打出“網際網路總部經濟”的旗號。
杭州是個“壞榜樣”
2010年之前，如果一位程式設計師回到二三線城市，多半會找不到工作。
如今卻是另一幅景象，很多二線城市打造了帶有網際網路字首的創業街、孵化器，發展網際網路產業的野心不言而喻，其中的佼佼者非杭州莫屬。
獵聘網2017年釋出的人才報告顯示，當年杭州網際網路工程師人才的淨流入率為12.46%，排名全國第一，北京的資料只有0.42%。在杭州網際網路工程師人才的貢獻者中，上海佔比23%，北京佔到了17%，人才流動的趨勢不無明顯。
也有媒體有過另一個維度的描述：
“杭州蕭山機場T3航站樓每3000個瑞士雙肩包中，就有2200個裝著寫滿程式碼的筆記本；餘杭區的計程車司機每天能拉到13個談論APP開發的乘客；西湖銀泰的新白鹿餐廳，10桌客人有3桌談論物聯網、雲端計算、AI、區塊鏈。”
在中國所有的一二線城市裡，杭州的網際網路光環甚至不亞於上海和深圳，也是在長三角城市群裡，為數不多找到了新增長引擎的城市。
杭州的網際網路氛圍多半要歸功於阿里，淘寶的崛起帶動了無數的電商創業者，併為杭州帶來了“電商之都”的桂冠，就連紮根杭州的網易也忍不住在電商領域試水，蘑菇街、貝貝網、雲集微店、環球捕手等都是在杭州土生土長的電商平臺。
其中不難看到“總部經濟”思維的影響，夢想小鎮距離阿里並不總部僅有2.5公里，聚集了大批的阿里系創業者。一度名聲大噪的杭州創業大街，與阿里、網易、吉利、海康威視等巨頭在濱江的襯托不無關係。
但杭州恐怕不是可以複製的樣本，相比於其他二線城市對“第二總部”的痴迷，杭州的網際網路企業有著兩個鮮明的標籤。
一個是積極的創業氛圍。在杭州大大小小的創業園區中，除了五花八門的電商產業園，大資料、人工智慧、雲端計算、物聯網、網際網路金融、泛娛樂等同樣佔了不小的比重，在區塊鏈火了之後，杭州市政府甚至打算把“區塊鏈之都”提上日程。
另一個是野路子的創業者。阿里系和浙大系成為杭州創業大軍的兩股中堅力量，但也出現了很多野路子的創業者，並沒有北京、深圳那樣的規範性，以至於在P2P爆雷潮出現時，杭州迅速成為外界圍觀的焦點。
XX沒有網際網路
沒有杭州的天時地利，不少二線城市成了《XX沒有網際網路》裡的主角。即便是騰訊、阿里、京東等一系列巨頭都去開設分公司的成都，成為阿里西北總部的西安，也沒能成為例外。
這些文章裡，對二線城市的網際網路人有著準確的刻畫：要麼詬病於老闆不懂網際網路，要麼吐槽缺少和前沿技術接軌的機會，要麼抱怨沒有合適的跳槽機會。
與之產生共鳴的是各種雞湯文的轉向。“逃離北上廣”的話題火熱時，很多雞湯文會講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在北京漂泊的外地人，賣掉北京的房子回家鄉，過上了歲月靜好的生活。而當”迴歸北上廣”的話題出現時，故事換了另一個版本：在家鄉被不適應的人際關係搞得支離破碎，被迫重回北京“休養”。
需要回答的一個前提是，網際網路行業適合“總部經濟”嗎？網際網路行業或許不需要產業叢集，但不能沒有氛圍。
在杭州似乎可以找到答案。阿里誕生於1999年，網易回到杭州也是2006年的事情，在兩大網際網路巨頭身後，還有杭州本地已經崛起的數量可觀的獨角獸。也就意味著，杭州早已形成了一定的投資環境、創業氛圍和運營經驗，西安、成都、南京、武漢、長沙等還需要不小的時間去追趕。
可在硬幣的另一面，網際網路公司正逐漸成為一個城市的“地標”，變成一些二線城市的心結。杭州的阿里、武漢的鬥魚、合肥的科大訊飛、南京的途牛……以至於沒能孵化出知名獨角獸的成都，先後斥資6億和40億資金給錘子科技和人人車，決心可見一斑。
只是製造業時期的“總部經濟”，往往把總部設在城市中心，相應的工廠放在臨近的縣市裡，對高階人才的需求沒那麼高。
網際網路完全是另一種標準，非典型意義上的“人才集中型”工作，一旦在二線城市設立“研發中心”，務必要考慮人才的流動性，以至於小米向武漢、南京這樣相對網際網路化的城市遷移時，也加上了“員工必須在新工作地服務滿2年”的硬性前提。
就這個角度而言，北京似乎並不需要用“給錢給地”的方式挽留網際網路巨頭，即便有一兩家巨頭選擇“逃離”，人才、資本的規模化遷徙也絕非一日之功。
結語
略有諷刺的是，亞馬遜決定在紐約設立第二總部時，紐約市政府給出了15億美元的補貼，當地居民卻以教堂集會、聽證會、網路攻擊、Twitter吐槽等方式進行反對，理由是亞馬遜的總部修建會推高當地房價，造成交通過載，增加流浪人員。
中國市場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哪怕是北京這樣網際網路公司總部林立的城市，也在積極歡迎阿里來建設第二總部，二線城市的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或許還需要其他維度的思考，如果只是承接一些網際網路公司的邊緣部門，到底能給城市本身帶來那些改變？本質上還是要讀懂網際網路行業是否存在產業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