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雙師課堂PK宋代多師教學
【編者按】憑藉“一個課堂兩個老師”刷足了存在感，雙師課堂日益成為教育界熱議的話題，甚至獲得了“混合式教學模式”的美譽。一些產業撰稿人甚至認為，這種“雙師+直播”的模式未來可以上升至產業重構和教育革命的高度，作為一種創新的教育模式正逐步改變傳統教與學的理念與思維。
但當我們回顧歷史，回到宋代，沒有今天的人工智慧和麵部識別，並不影響聽到兩名或兩名以上的名家講學。時下，對於“雙師課堂”的宣揚大多隻偏重技術，而對於所謂的“名師”，少有文章。所以當一種教育嘗試創新時，我們應該最先思考些什麼呢？
本文作者翟良，經億歐編輯，供業內人士參考。
最近，走著坐著，甚至被死死地擠在地鐵裡，都會想著宋代那個把肘子吃成世界名菜的才子。一閉上眼睛，就是東坡先生被繩索捆紮著押行在黃州街頭的情形。黃州，在宋代還是一個荒涼的小鎮，從一個湖州知州到流放的犯人，一個世界級的偉大的詩人就在這樣一小鎮上的寺廟裡熬過了他文化突圍的第一夜。
一個世界級文豪的“文化突圍”，卻讓我們從驚心動魄、傷痕累累的掙扎中觸控到了驚豔古今的經典作品，而且這樣的影響卻是那麼的長久，像東坡先生修過的蘇堤一樣綿長悠遠、映波閃閃。
從蘇東坡“三次貶謫”再到迷上宋代的衣食住行，我只用了讀餘秋雨先生一篇文章的時間。關鍵是從宦海沉浮的悲劇中能體味到那個時代文化的繁茂和偉大，這不能不說是一場精神上的意外。
壹
在這場“意外”中，我不僅著迷於宋代飲茶、喝酒、點外賣、保障房（福田院）等等的市民生活，還對宋代的教育產生了極大的探究興趣。宋代教育的鼎盛發展，得意於宋代政治環境、經濟發展等因素。先說政治環境，自宋太祖自己黃袍加身奪人皇位之後，就對自己出生入死的武將們起了疑心，於是將武將們解甲歸田，並且重文輕武，加大對儒家思想的宣傳，擴大科舉選拔的規模，讓更多的寒門能夠有機會改變命運；其次是經濟發展，宋朝的經濟發展相當得不錯，百姓的生活豐衣足食，娛樂的專案也多，而且當時的科技發展快，有很多工具，可以減輕百姓工作壓力，也縮短工作的時間，印刷術的出現，紙張的盛行。百姓們有多餘的時間和多餘的錢，讀自己喜歡的書籍，小說，還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靈感來的時候吟首詩作個對，生活舒適的大家都有閒情雅緻去寫文章。
不能不說，宋代白鹿洞書院 、嶽麓書院 、應天府書院 、嵩陽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六大書院”的興起與發展，與以上兩個重要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再談談“雙師課堂”。“雙師課堂”顧名思義就是一個課堂上會有兩個老師教書，只不過一個老師出現在牆上的大螢幕上，另外一個助教活躍在課堂間。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雙師課堂”藉助AI技術優勢，在資料集管理、推理、演算法、儲存以及推薦引擎上實現了教與學的突破，尤其是當傳統教學中的課堂觀察法評價被人臉識別、人臉檢測、動作識別所代替，整個傳統教育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和渴望。
如今，“雙師課堂”不僅在一所享譽中外的著名中學已試驗了五年，而且也在K12教培領域成為了優質教育資源下沉並迅速佔領當地市場的利器。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東方、好未來等教育大額不惜重金在國內佈局雙師課堂之外，精課雙師、卓越、凹凸、學為貴等教育機構也紛紛涉足雙師課堂。據筆者觀察，這種線上線下結合的混合式教學模式，通過AI技術的驅動，能很好地解決二三四線城市及更偏遠地區的優質師資缺乏的問題。技術強大的背後，雙師教學在國內課堂的實施卻顯得尷尬，儘管有機構甚至打著“清華北大名師”授課的牌子，但仍不能改變“師在囧途”的現狀。
另外，佈局“雙師課堂”的教育機構都是在低年級、非畢業班級開課，我想這並不是機構基於避免風險的考慮，相反，參加高年級、畢業班級雙師課，才是家長們真正擔心的風險。
貳
回到蘇東坡寫赤壁的宋代，我發現，那個時代的教學已經被朱熹老爺子分出了“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小學”注重德育的培養；“大學”則注重自主學習和互動，並鼓勵學生之間產生不同學術觀點的互動。
宋代的書院實行開放式的教學和研究，求學者不受地域、學派的限制均可前來聽講、求教，這無疑是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古代典範。例如：朱熹的學生黃幹在白鹿洞書院講《易經》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來聽講。白鹿洞書院後來還撥出一筆專款，用來接待四方來求學的人，並有專人負責招待。
宋代書院教學人員也不限於書院自身，而是廣泛邀請學界名流前來講學，例如在張栻主持嶽麓書院的時候，就曾經邀請朱熹到書院講學月餘。講學甚至包括不同學派的學者。南宋鵝湖書院 就曾同時邀請朱熹和陸九淵來講學。
中國古代書院的主要功能和現在的大學相似，教學和研究兩手抓。其中，教學可分為個別教學和集體教學，前者是老師與學生個人交流，屬於精品小班課；後者則是大班課，又分講會和會講兩種。
講會通常是一位老師在堂上講，學生在堂下聽，會講則往往是兩位或兩位以上老師一起講。由於老師們的學術觀點不盡相同，很可能發生激烈的辯論，圍觀學生更加喜聞樂見。 於是，這些歷史故事也更容易流傳史冊——“鵝湖之會”不僅開書院會講之先河，還是吵得最凶的一次，幾無可比肩者。
想想當年在“鵝湖之會”上，46歲的朱熹、37歲的陸九淵，守著全國各地趕來的眾多學生上演了一場理學與心學的“掐架”，這讓39歲的呂祖謙只能笑而不語。雖爭論犀利、激烈，卻不曾傷和氣。朱熹在觀點上堅持己見，但在治學態度上不排斥異己，他很欣賞陸九淵的《論語》研究，又將陸九淵請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書院講《論語》，還將他的講義刊刻在石碑上，供書院長久學習。
對於“鵝湖掐架”，姜肖斌在文章《我不同意你，但和你做一輩子朋友》中說道：“‘鵝湖之會’給三方帶來的學術影響都是豐厚的——是的，是三方，呂祖謙並不是一個只會給雙方安排交通食宿的‘中介’，而是一個有主見的學術參與者。在朱陸辯論之前，呂祖謙其實是站在朱熹這邊的，約二陸兄弟，是想幫助朱熹勸說他們放棄心學，歸附理學。可辯論一開始，他很快就變了態度，既沒有幫朱隊友對二陸發難，也沒有像和事佬一樣調停，而是‘甚有虛心相聽之意’。”
一堂宋代的講會，朱熹、陸九淵、呂祖謙三位教育大咖同臺講和辯論，那個時代有著如此重量級的“名師”（清華北大名師與之怎能同日而論），倘若那個時代發達到有AI技術，一個近億人口的南宋，優質教育資源的下沉市場該有多大，我們不難想象。
叄
宋代出現了眾多的教育家，這從側面反映了宋代文化與教育的發達。
宋代上流社會生活安逸，平民百姓也有保障，尤其在一個教育體制開放的環境裡，各書院聚集著太多不遠千里趕來聆聽授課的宋代年輕人。
沒有今天的人工智慧和麵部識別，並不影響聽到兩名或兩名以上的名家講學。時下，對於“雙師課堂”的宣揚大多隻偏重技術，而對於所謂的“名師”，少有文章。
當一種教育嘗試創新，最重要的就是先淡定地問問自己：我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我又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