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子一條街”到創業者的“延安”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代企業家的柳傳志，白手起家創立聯想，見證了中國IT行業從無到有的發展史。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王小川大學期間捲入網際網路大潮，從清華學霸成為身價過億的搜狗掌門人。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吳甘沙多次遲疑後，最終離開優渥的外企，跳進人工智慧的黃金坑。 受訪者供圖
“知識分子創業，包袱太多。”42歲的吳甘沙一頭少年白，像雪花散落在髮梢。
兩年前，他是英特爾公司中國研究院的前任院長，他現在的公司位於北京海淀區知春路上的量子芯座大廈。
上世紀80年代，一批科學家、教授和工程師走出象牙塔，到街上蹬起三輪車。車上裝著電腦、儲存器、積體電路……此後中關村變成IT人才成果產業化彙集的中心。
在這裡，研究員柳傳志白手起家創立聯想，見證了中國IT行業從無到有的發展史。“天才少年”王小川大學期間捲入網際網路大潮，從清華學霸成為身價過億的搜狗掌門人。吳甘沙多次遲疑後，終以“自由落體式的一跳”，離開優渥的外企，跳進人工智慧的黃金坑。
在這些創業故事裡，理想照進現實的光環和難以承受的冰冷殘酷，都隨著知識和錢產生的化學反應，在這片神奇的土地應運而生。
知識分子蹬上三輪車
科學院南路2號，是位於中關村的融科資訊中心。
吳甘沙之前所在的英特爾公司就在這座大樓裡。2001年，從復旦畢業的他走進融科，做人機介面研發。就在大廈的電梯間，他第一次見到聯想教父柳傳志。融科是聯想總部所在地，柳傳志的辦公室就在英特爾樓上。
談及聯想初創，柳傳志多次提到“憋”這個字。“現在的年輕創業者可能體會不到‘憋’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因為現在想創業就創業。”
他說的那種“憋”，把時間刻度一下拉回1984年北京的秋天。
融科的所在地，當時是聯想的前身——中科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1984年10月17日，40歲的柳傳志拉著10個小夥伴，開了新公司的第一次正式會議，地點就在科學院傳達室的小平房。
舊東西剛騰空，屋裡空空蕩蕩，塵土飛揚。沒有總經理，沒有畫滿藍圖的PPT，更沒有天使投資人。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打掃衛生，打掃完了大家在三個長條凳上坐下，發愁20萬的開辦費怎麼花，用什麼法子賺錢。
在那之前，柳傳志在科學院“憋”了13年。他住在單位旁邊自行車棚改造的一間12平方米的房子裡，加上用油氈接出的一塊，一共16平方米。他做的磁記錄電路研究，雖然也得過好幾個獎，但做完以後束之高閣，科技成果沒有實現產業價值。
“今天的人會想，一個40歲的人怎麼還創業呢，可那時候，我真沒覺得自己老，相反我倒是覺得恰逢其時。”
柳傳志說，當時的院長周光召希望知識分子、科技人員能夠下海辦企業。柳傳志想試試，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
當年的海淀區，已經聚集了中國頂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人才密集度不遜於矽谷。和矽谷不一樣的是，初期的中關村與技術創新關係不大，主要是倒買倒賣，做貿易。
即便以謹慎、穩重著稱，柳傳志還是經歷了不止一次真金白銀的損失。就在這次創業伊始，20萬啟動資金被騙走了14萬。眼看“兩通兩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在電子一條街風生水起，柳傳志硬著頭皮擺地攤，賣電子錶和旱冰鞋，補被騙的窟窿。
1987年，聯想已經有了100多萬的年利潤，卻因為轉外匯再次被騙。當時為了追回被騙走的300萬元，柳傳志拿著板磚到騙錢的人家門口蹲了很長時間，這段經歷後來廣為流傳。把錢追回來後，柳傳志到了晚上兩三點鐘依然會被嚇醒，住到醫院三個月才調整回來，“那是多少人辛苦掙回來的。”
計算所的同事胡錫蘭多年後依然忘不了辦公室窗前的情景：聯想的一輛輛三輪車穿梭而至，二十來人把一大堆微機從三輪車上搬進院子，將近2000個包裝箱浩浩蕩蕩，人拉肩扛，烈日下的柳傳志和李勤，這兩個日後中關村叱吒風雲的人物當時揮汗如雨，衣服都溼透了，後來乾脆光著膀子，跟天橋的板兒爺一模一樣。
作家寧肯把這一幕記錄在《中關村筆記》一書裡，他在文中說，“知識分子蹬上三輪車，當時沒人說得清楚，算是一種進步還是倒退。”
永遠戰戰兢兢
“倒爺一條街”、“騙子一條街”，不僅是柳傳志對早期中關村的記憶，也是之後兩三代北京人共同的記憶。
吳甘沙從上海來到北京時，已是2000年前後。海龍、E世界、太平洋這些賣場裡，依然是一片亂糟糟的景象，和他想象中的“高科技園區”差別有點大。有次他買了部諾基亞手機，進了點水返回去修，之前的攤主找不到了，只好去另一個攤子修。結果被告知，手機主機板是翻新的，早就壞過了。
在柳傳志看來，中關村賣場的形成有特定的歷史原因。商品匱乏的上世紀80年代大傢什麼都不懂，“什麼是市場、怎麼做營銷，根本不會。”倒買倒賣唯一的目的就是——活命，把資金積累起來。
“中關村形成了流通領域的中心，電腦元器件、裝電腦的工具都是從這兒開始流通到中國各地區的。其實人們忽略了這一點，老以為不重要。但後來中關村能夠變成一個高科技領域的中心，流通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這一塊，中國的資訊化很難形成。”柳傳志說。
不過，柳研究員辦企業遇到的麻煩，遠不止被騙錢這一件。他多次在公開場合借用海爾創始人張瑞敏的一句話形容自己三十多年的經歷——“永遠戰戰兢兢，永遠如履薄冰”。
和倪光南的漢卡合作後，聯想有了自己的獨家技術。但是1987年，他們也因此收到一張罰單，原因是漢卡定價過高。當時，物價局規定售價必須在成本之上加20%。所謂成本，只算具體的元器件這些硬體成本和人工工資的成本，而人的智慧成本則全不算，“所以他就給我們開罰單，而且罰得還挺重。”
罰了40萬，的確是很大一筆錢。他找人入夥公司時，從兜裡掏出三毛四一盒的大前門煙都覺得奢侈，比別的煙貴整整一毛。這次罰款，柳傳志覺得是“地方政策跟不上國家要走的路”。也有人覺得是沒賺到錢的人眼紅，故意使絆子。
柳傳志說，有些年輕同事建議他“開個記者會，把罰款的事告訴天下。”但他沒這麼做，“當年我的經驗就是讓領導瞭解你，你行得端做得正，這就是我保命的法寶。”
幾十年過去，聯想始終沒有和政策擰著走，保持著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高度一致。2004年收購IBM後，更打上了“民族品牌”的標籤，以振興民族產業為己任。
柳傳志回憶，在變革轉軌的上世紀90年代初。正趕上國外的科技企業紛紛進入中國，本土品牌變得艱難，再加上聯想內部的矛盾，同時兩面應戰讓他大病一場，而且睡不著覺，一下住到醫院裡。
病倒之後，他把公司當時的業務全撇開，只幹了一件事：配合醫生研究睡覺的問題。身體好些後，他冷靜思考了一段時間，列出和公司業務方向聯絡最緊密的問題，把先後次序排清楚，再單獨找人調查瞭解情況。醫院成了公司的“戰略部”，柳傳志最終逆轉局面。
今天的聯想大廈已沒有那麼容易傾覆，柳傳志說，“足以從容應對”。他坦言，最難的時刻已經過去。
坐在屋子裡，感覺和天下有一種連線
聯想最難的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IT行業正劇烈地變化。PC機裝上了486處理器，美國軟體來到中國，刺激著本土青年擁抱科技時代的神經。
那年，15歲的王小川去了一趟北京。清華附中在全國招實驗班，他去參加競賽。
這個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的少年有著一份“天才”履歷——高中獲得楊振寧頒發的“伊利達青少年發明獎”；高三進入中國資訊學奧林匹克比賽國家隊；之後拿了奧林匹克競賽金牌，被點招進入清華大學計算機系。
王小川的辦公室在“宇宙中心”五道口，搜狐網絡大廈從7層往上都屬於搜狗，他是CEO。
他今年40歲，生活半徑自18歲考入清華開始，就沒離開過五道口，衣食住行都在這裡。
大學時期，他沒想過自己會參與到一場資訊革命裡。第一次收發電子郵件，他發給遠在加拿大的表哥，一兩天後收到回信。表哥只起了個開頭，後面就只有“哈哈哈哈”幾個字，他看到了，也跟著樂。
“就是很喜悅的，內心很激動的一件事。你坐在屋子裡面，感覺和天下有一種連線。”他的QQ號是五位數，2開頭的。網際網路帶來的變化，對他的衝擊很大，“突然世界就不一樣了”。
清華計算機系往宿舍樓拉了一根單獨的網線，搭建了自己的論壇“酒井bbs”。因宿舍樓編號是9號，“酒井”諧音"9#"，因此得名。
“酒井”上說“貴系”，實際指本系，也就是清華計算機系。這些至今在網際網路社群裡流傳的梗，王小川見證了它們最初的誕生。有人到“水木”上問其他系同學問題，結果把問題和答案一起復制回來貼到“酒井”上，沒有把敬語的稱謂改掉，本系就成了“貴系”。
著名的“9號樓故事”就發生在“貴系”。9號樓裡的不少人，參與了當年風靡一時的校友錄Chinaren的建立。據說，陳一舟、楊寧和周雲帆在清華大學旁邊租了三才堂寫字樓，到宿舍樓挨個敲門，尋找年級裡的技術牛人，拉他們去ChinaRen做兼職。
王小川是其中一個，他被拉去做新聞後臺的釋出系統。1999年，24歲的楊寧給21歲的他發工資，一個月8000塊。
波瀾壯闊的網際網路時代
ChinaRen被搜狐收購後，王小川順理成章地去了搜狐。
2000年初的經濟泡沫，搜狐未能倖免，最初加盟的同事有些離開了，王小川沒動。他一直在寫程式，帶著團隊一起寫程式。每天睡4個小時，睡在辦公室旁邊的單身宿舍，錯過了很多個感興趣的學生節。不管做什麼產品，他只有一個想法：越快上線越好。
“PT23”是他在搜狐的工號，Parttime（兼職）序列第23個員工，至今未變。那時，他想繼續讀清華的研究生，張朝陽給他留了經理職位，讓他一畢業就來公司，他履行承諾。27歲時，他成了搜狐首席技術官，公司最年輕的副總裁。
推出搜狗輸入法後，王小川提出“三級火箭”戰略——輸入法、瀏覽器、搜尋引擎。瀏覽器是咽喉要道，他決定開發瀏覽器。但張朝陽當時不認同，王小川不肯罷休，悄悄啟動了瀏覽器專案。
2008年12月22日，他開發的瀏覽器在內部上線，無人關注，他和幾個小夥伴去喝悶酒。貼了30年“天才”標籤的王小川，一年晉升一級的王小川，第一次嚐到悽慘的滋味。不過，不是西楚霸王到烏江邊的那種慘，他形容那種感覺像“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大城市已被佔領，只有留得青山在，等時機合適再回去。
不過，那個機會他等到了，後來的故事人盡皆知。2013年9月16日，騰訊宣佈戰略投資搜狗。王小川站在馬化騰和張朝陽中間拍下一張合影，那張娃娃臉的表情，顯得有些呆萌。這場當年被譽為“中國網際網路最漫長的收購肥皂劇”也終於有了結局。
“如果沒有趕上網際網路時代，你會做什麼？”
“我做研究啊，可能在大學裡面。” 另一種人生的可能性在他看來也不錯，可以做回科技人，而網際網路把他變成了企業家，“我原來寫得一手好程式碼，今天可能都快廢掉了，自廢最強的一門武功，要是你，你難受嗎？”
不過，他很感激從清華到搜狐的經歷，“一個懵懂的學生，就這樣誤打誤撞地進入了這個波瀾壯闊的網際網路時代。”這個時代的開放性，包括給予行業的薪酬和競爭力，讓他看到了一個靠知識和實力就可以自由、公平競爭的平臺。
堅信技術的力量
“中關村是在2000年以後真正發展起來，成為一個很有活力的創業創新基地的，而這和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等投資機構的到來是同步的。”柳傳志說，中關村開始大規模突破，現在成為北京市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柱，成為中國高科技的領頭羊，是因為錢到了，投資者到了。
柳傳志也曾錯判過網際網路的崛起。“中國的風險投資眼光開始是不夠的。像阿里，我們開始看不懂的不敢投，但是孫正義看得明白，人家外國人投了，這才把我們眼光提高了，這得有一個歷史過程。”柳傳志坦言。
2000年，他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把聯想集團和神州數碼兩塊業務分拆開，各自單獨上市，而他和朱立南帶著人馬成立了聯想控股，做投資。
柳傳志用賣電腦的錢做了3500萬美元VC（風險投資）的嘗試，“後邊大量的國外基金也進來了，民營企業也進來了。有了錢，有了中介機構，環境一下就成熟了，給有能力的年輕人搭建更大的舞臺。”
2014年，中關村的地標從電子一條街變成了創業大街。李克強總理在這條街上喝過3W咖啡，朱嘯虎在咖啡廳裡給了程維第一筆錢。儘管這裡也倒下過無數初創的公司，但仍然是全國創業者的“延安”。
“1996年到2006年是PC網際網路，2006年到2016年是移動網際網路。這個結構並不天然存在，但是你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吳甘沙說，他覺得有些事是冥冥之中——今日頭條的張一鳴2005年畢業，滴滴的程維在這一年加入阿里，美團的王興2004年從美國博士輟學回來創業……這些人的努力，恰恰踩在了時代的節點上。
吳甘沙也決心踩上節點。因此，當兩年前一家無人駕駛汽車的研發團隊找他合作時，他毫不猶豫地跳進這個黃金坑。
在他眼裡，中關村在精神氣質上最接近於矽谷，企業家和科學家的結合在這裡形成了良好的生態，他覺得很幸運，在這裡找到了對技術懂行的投資人，才有了今天自己領銜的無人駕駛汽車公司。
在吳甘沙的理想藍圖裡，城市裡會有一套以人為主的慢行系統，步道和自行車享有更多路權，公共交通、共享出行和無人駕駛的汽車，會為人提供出行便利的服務。
“你可以把無人駕駛汽車想象成一個代駕的AI。和人相比，它至少有1000億公里的經驗，100萬年的駕齡，他不自私，不疲勞，也不路怒。”
【群像名片】
創業者
中關村的核心是創新創業，而創新創業的主體是鮮活的人。老一輩創業者如柳傳志等，或白手起家或中途下海，用自己半生奮鬥促成了中國諸多行業在中關村裡從無到有。如今，中關村“80”、“90”後創業者佔比已超過半數，而那些由年輕人組建的初創企業和團隊，力量亦不容小覷。
同題問答
●你眼中的中關村是什麼樣子？
柳傳志：“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發展”在中關村體現得非常明確，這其實也是敢為人先。
王小川：開放、包容和公平。
●這些年，中關村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王小川：中關村本身就代表著科技變革，等我們做完事情跳出來回頭看時，發現自己是在波瀾壯闊的科技變革時代裡，是一個見證者、參與者，覺得很幸運。
吳甘沙：中關村最大的變化是銳意求變，每一波科技革命的風口上，中關村一直是領風氣之先，立時代潮頭的。
●對於中關村未來的發展，你有什麼寄語？
柳傳志：中關村應該說前景輝煌，將來能為國家作出更大的成績。
吳甘沙：我希望中關村能夠至少跟矽谷並立，甚至超越矽谷，成為世界範圍內人才的匯聚點，成為世界範圍內原始創新的發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