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外企還能在中國找回過去的輝煌嗎？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F#rd"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noindex">“財經雜誌 ”（ID：i-caijing），作者：周源、謝麗容；36氪經授權轉載。
11月6日，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中國電信與愛立信、三星、思科、諾基亞、日立、IBM六家外國科技公司達成總金額100億元人民幣的採購合作意向。
次日，電信裝置廠商諾基亞宣佈，已經與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三家運營商分別簽署框架協議，總價值超過20億歐元（約158億元人民幣）。
3G時代，外資在中國經歷了一個高光時刻，但4G時代外資全面潰敗。5G是各大電信裝置廠商必爭的高地，目前尚不能預計外資企業在5G中佔的盤子究竟會有多大，但看上去這個開端不錯。中國表達了長期擴大進口的意願：預計未來15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總額為18.67萬億元人民幣。海關總署資料顯示，2017年中國進口總額為12.46萬億元人民幣。
官方還明確表示，中國堅決依法懲處侵犯外商合法權益特別是侵犯智慧財產權行為，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顯著提高違法成本。
多項資訊顯示，科技外企在中國有望迎來可觀的增長空間，但多位外企從業人士表示，因為本土科技公司已經起勢，科技類外企在中國很難再找回過去的輝煌，他們更期待的是落實諸項開放承諾，希望中國以及各國政府都能不斷完善在商言商、公平公正的經營環境。
30年高光、“稜鏡門”與“去IOE”
1979年，瀋陽鼓風機廠引進IBM 370/138大型機，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IBM向中國大陸出售的第一臺計算機，是中國和IBM合作的起點，也是中國資訊化建設與世界接軌的起點。30餘年來，IBM、惠普、SAP、思科、甲骨文等全球各大高科技公司接踵而至，它們為中國帶來領先的技術、產品與理念的同時，百廢待興的中國也成為滋養其壯大的“蜜奶之地”。
直到2010年，外企仍然對高校畢業生有顯著吸引力。IBM、微軟、惠普等大外企長時間扮演著中國高科技人才“黃埔軍校”的角色。例如，李開復（創新工廠董事長）、張亞勤（百度總裁）、王堅（“阿里雲”之父）、湯曉鷗（商湯科技創始人）等諸多科技行業領軍人物均來自微軟亞洲研究院。
“稜鏡門”是一個關鍵轉折點。2013年6月5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向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爆料稱，美國國家安全域性（NSA）2007年啟動一項名為“稜鏡”的監聽專案，從包括微軟、谷歌、雅虎、Facebook、PalTalk、AOL、Skype、YouTube以及蘋果在內的九個公司伺服器收集資訊。他還稱美國政府自2009年以來監控了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數百臺電腦系統。
“稜鏡門事件”引發了其他國家政府對網路資訊保安的重視和美國科技公司們的懷疑，美國通訊裝置商思科首當其衝。
儘管思科迅速宣告從未參與過“稜鏡”專案，但當年7月，中國電信2013年第一批IP裝置的集中採購裡，思科在其傳統優勢專案——高階核心路由器專案上顆粒無收。
思科當時的CEO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隨後在11月份舉辦的財報電話會議上承認，美國政府的監控行為在中國產生了惡劣影響，中國企業在購買思科產品時變得更加遲疑。
也正是這一年，“去IOE”一詞在國內突然大熱。
“去IOE“本是阿里巴巴2008年造出的概念，意思是在阿里巴巴的IT架構中，將“IBM小型機+Oracle（甲骨文）的資料庫+EMC儲存裝置”典型IT架構組合，改為“相對便宜的英特爾伺服器+開源軟體”架構。
今天看來，“去IOE”背後的真正驅動力是科技行業正在發生的重大變革：傳統封閉的IT模式被以開源開放為特徵的新型IT所取代，IBM、甲骨文等傳統IT公司商業模式受到雲端計算的嚴峻挑戰，並非中國所獨有。
當時，這種變革以一種運動式、具有針對性甚至含敵意的方式表現了出來。2015年，“去IOE”的敵意漸漸淡化，但出現了另一個相對溫和的詞——“國產資訊化替代”，即鼓勵中國公司和機構在IT建設時首選本土科技公司的產品與服務。後期的結果顯示，這個輿論導向效果非常明顯。
伺服器承擔計算的功能，是企業資訊化建設中核心裝置，它的銷量被用來衡量科技公司實力。IDC資料顯示，2013年下半年開始，華為、浪潮、聯想、曙光在中國的伺服器市場份額快速上升，至2015年已經佔據中國市場主流。
為了適應新形勢，IBM與浪潮、惠普與紫光、思科與浪潮紛紛成立合資公司，通過合資公司出面服務中國使用者，本質上意味著放棄了部分利潤——合資公司通常採取外國公司佔比49％、本土公司佔比51％的股權架構。
大勢之下，過去五年是在華科技外企集體走衰的五年，多家科技外企在中國面臨營收下滑、規模縮減、人員大規模流失、光芒不再的窘境。
未來怎樣？
“在IBM中國黃金時代，從一個人的背影就能看出那是不是IBM員工，但我來了之後一直強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告訴《財經》記者，為了推動公司轉型，他上任之後數次告誡員工要正視現實。
陳黎明還對《財經》記者說：“今年政府傳遞的政策很好，如果能夠落實，整個投資環境能夠得到很大的改善。”
但更多的行業人士沒這麼樂觀，他們普遍認為，科技類外企在中國的黃金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了，即便政策回暖，未來也不會有顯著改變。
科技外企在中國的困境不純粹是因為“國產資訊化替代”風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內憂外患。
首先，雲端計算引爆了一場席捲全球科技行業的商業模式大變革，至今方興未艾。中國人熟悉的科技外企如IBM、惠普、甲骨文等均被視為傳統IT的“遺老”，不轉型就會被亞馬遜AWS、Salesforce等雲端計算公司所顛覆。
轉型談何容易。2014年，具有75年曆史的惠普被拆分成兩家獨立公司，一家負責PC與印表機業務，一家專注企業級IT業務；IBM董事長兼CEO羅睿蘭採取了組織機構變革、業務拆分併購等一系列措施，但仍連續23個季度營收下滑，股價相比四年前下跌近40％；甲骨文也號稱全面向雲轉型，可業界並不認為已經到達“完成時”。事實上，老牌外企中，僅有微軟因為在公有云領域衝到了全球第二，被視為基本完成新舊IT的轉變。
中國科技公司走得越來越快。在電信裝置市場，華為超過愛立信與諾基亞，在全球已經排名第一，在IT領域，華為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另一個更本土化的關鍵領域雲端計算，阿里、騰訊等公司優勢明顯。
“（中國公司）有些競爭優勢部分得益於主場作戰，例如外國公司在中國推公有云服務面臨的規則多、門檻高，起步就晚於中國公司不少；而有些競爭優勢確實是中國公司實打實地拼出來的。”一位著名外企中國區前資深副總裁對《財經》記者說。
另一家外國晶片公司的亞太區總監告訴《財經》記者，包括網際網路公司在內的很多民營企業其實一直就不太受政策影響，但它們近年越來越多地選擇中國公司的產品。
“中國公司提供的產品與技術已經不弱於外國公司，但價格還更低、服務更及時更周到，還願意提供定製化服務，而想讓外國公司為中國使用者提供定製化產品很難。”該晶片公司市場總監說。
營收下滑使得外企在華的投資大幅減少，外企裁員、縮小甚至完全關閉在華研究機構的新聞屢見不鮮。外企對人才的吸引力已明顯衰減：根據清華與北大所釋出的2017屆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華為吸納兩校畢業生最多，阿里騰訊百度網易等網際網路公司也較有吸引力，科技外企中僅微軟一枝獨秀。
一位著名外企中國區前資深副總裁分析，不僅畢業生們更偏愛本土科技公司，由於存在“玻璃天花板”現象（指外企在核心領導崗位更傾向於任用本國或來自中國港臺地區、甚至新加坡的經理人，本土經理人晉升機會極為有限），加上業績壓力越來越大，外企中高層們也紛紛跳槽至BAT和各大創業公司。
阿里雲一位中層管理人員也曾向《財經》記者戲稱他所在團隊是“八國聯軍”，因為來自各大外企的人都有。
“關鍵還是要保持技術上的領先。”上述晶片公司亞太區市場總監說。他所在的公司近五年來在中國的營收狀況持續向好，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但他也承認，中國公司的強大學習能力令外國公司普遍具有危機感。
技術一向是國際科技巨頭眸睨中國公司的有力武器。即便在今天，無論在基礎科研還是軟硬體應用技術方面，中國公司目前仍處於追趕狀態。但前者起點高，腳步放慢，後者起點低，已經開始奔跑。典型如中國的華為和阿里，已經開始釋放向基礎科學領域進軍的訊號。
所有接受《財經》記者採訪的外企人士都認為，優秀公司會讓人心生敬佩，人們樂見中國科技力量崛起。核心是，要讓外國公司在中國，中國公司在國外都能擁有公平公正的經營環境，地方保護主義培養不出全球頂尖企業，自然的優勝劣汰才能促進真正的科技進步。這已經超出了狹義商業競爭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