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智慧、資訊倫理學、數字方法……看資訊文明與當代哲學發展
網際網路、物聯網、大資料等資訊科技，已經徹底地改變了我們處身的世界，並昭示著資訊文明的到來，然而，我們的思維方式、概念框架、制度安排、教育設定、社會結構等的變化卻相對滯後，未能跟上現實的變化。
其中，實在與虛在、主體與客體、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自由與權力、人的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物理空間與網路空間、個人隱私與網路公開、人體資訊化與社會公平、異質器官與人的身份認同、電子人與自然人等新舊觀念的種種對峙和衝突，正在激發當代的哲學思想。
上海社會科學院科技哲學創新團隊在完成集體承擔的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專案《資訊文明的哲學研究》的過程中，出版了《資訊文明與當代哲學發展譯叢》。9月28日，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上海市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主辦的“資訊文明與當代哲學發展”論壇暨譯著釋出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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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上海市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主辦的“資訊文明與當代哲學發展”論壇暨譯著釋出會。
譯著釋出會上釋出了最新出版的《資訊文明與當代哲學發展譯叢》，包括《線上生活宣言》、《建立網際網路智慧》、《無線》、《資訊倫理學》、《數字方法》5本書。
譯叢主編成素梅和譯叢策劃衷雅琴對《資訊倫理學》、《線上生活宣言：超連線時代的人類》、《無線》、《數字方法》和《建立網際網路智慧》五本譯著進行了介紹，並指出，5本書之間有著鮮明的邏輯關係，從資訊倫理學、到網際網路哲學，再到人工智慧哲學，呈現出階梯式遞進，展現了資訊文明和資訊科技的全部框架，尤其是對資訊文明可能涉及的哲學問題均有所提及，既有現實性，也有前瞻性。在隨後的討論環節，王戰、劉大椿、高策、王天恩和成素梅等嘉賓圍繞共享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什麼異同，人工智慧的應用是否應只限止於棋類遊戲、如何擺脫既追求發展又恐懼發展的二元困境等話題進行了有趣又不失思想深度的對話。
《線上生活宣言》
《線上生活宣言》是由歐盟委員會通訊網路、內容和技術總司組織歐洲學者共同完成《線上生活倡議》專案的研究成果總彙，專案組由人類學、認知科學、電腦科學、工程、法律、神經科學、哲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內的15名專家學者組成。全書由線上生活宣言、評註和相關的闡述性論文三大部分構成，系統地探討了超連線世界對公共空間的影響、歐盟數字議程中的政治問題以及決策的社會預期，剖析了制定決策所依賴的參考框架，試圖通過概念重構活動，來更新現有的概念框架，從而為線上生活導致的一系列棘手問題提供新的理解方式，為更有把握地展望未來提供概念基礎。這是一個建設性的目標。
《宣言》認為，概念是我們認識世界和把握實在的介面，當我們所居住的世界由於當代資訊科技的發展而變化太快時，現有的概念工具箱就不足以再適合用來解決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挑戰。這本身不只是一個問題，而是一種風險。一方面，概念的匱乏可能會導致無法對未來的消極設想：我們恐懼和拒絕不能被明確理解的東西，當前人們對人工智慧的各種恐懼便是典型一例。另一方面，當代資訊與通訊技術已經不再只是一種工具，而是成為一種環境力量，不僅徹底地影響了人類的生存境況，重塑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而且具有了倫理、法律和政治意義。
這些變革迫切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在現代性的土壤中確立起來的各種發展理念。現代性的時代是人與自然界的關係日益緊張的時代，人與自然界的物件性關係，使人們把自然界看成是被動的、無止境的儲存器，渴望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來揭示其祕密並對其進行控制，並基於合理性的力學隱喻，運用分層模式來建社會秩序。當代資訊科技的發展，動搖了現代性意識中所潛藏這些觀念，或者說，現代性的這些理念越來越變成了當前制定應對決策的理念障礙，需要對其進行批判性的反思，並尋找超越的概念框架。
線上生活對資訊與資料的依賴，不僅造成了資訊過剩、認知超載、真假難辨、注意力分散、隱私洩露等局面，而且造成了新的系統性風險，因為人們在線上生活中，被不斷地自動記錄、儲存和計算的行為資料，在為適應個性化生活創造了無窮機遇和開闢了新的知識空間的同時，也使潛在地矇蔽了人的視域，削弱了客觀性，強化了偏向性。所有這些迫切要求我們重新理解人性和人際關係，重新反思人類文明的演進方向，重新揭示人與物理世界的關係，重新探討我們應該如何交往、如何建構自我、文化、社會，如何保護我們的隱私與安全，如何更加公平地制衡權力等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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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網際網路智慧》
作者認為，網際網路正處於從基礎上發生變革的邊緣。今天的網際網路是內容與軟體的分散式網路，但伴隨它自身的高階相干模式，很快它將成為一個自組織的智慧系統，不僅僅作為心靈起作用，而且是作為一個世界，多種多樣的數字生命形式棲居其間。
作者試圖闡述要讓網際網路越過當前的狀態並邁進下一個階段所需要的某些基本的概念。作者預測，計算機程式將戲劇性的超越人類的期望。在未來，通過和與網際網路上的集體資料資源相聯絡起來的人工智慧系統的互動，對人類的集體動力學的理解將會被極大的增強，這是很多未來學家所沒有關注過的。
今天的網際網路包含了為建立一種全球的分散式智慧系統所需要的所有計算能力，在許多方面超越了人類智慧，對於數字有機體來說，既是心靈也是世界。作者所提出的觀點提供了讓這種潛能得以實現的關鍵所在。而這種概念框架就是所謂的“荒野計算”。也就是說，網際網路自身將變成心靈，以及數字有機體的世界，為了發揮更大作用以及生存下去，棲居於網路中的軟體將以靈活和不可預測的方式執行。荒野計算的概念意味著一種新型別的電腦科學與技術，聚焦於自組織網路和湧現動力學，而不是演算法和資料結構。人工智慧在這兒至關重要，因為人類沒有時間或能力來處理現代網路所帶來的過量的快速多變的資訊。網路計算革命是必要的，不僅因為網際網路是一種網路（網路的網路），而且也因為心靈、大腦和生態系統也必然是網路（同樣也是網路的網路）。
在此基礎上，作者將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關於心靈和智慧的一般理論。如果我們將要談論網際網路智慧，需要先了解什麼是智慧。藉助哲學的背景，試圖建立一組為了表達網際網路、心靈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的工作概念術語表。以及對和進化、心靈以及複雜性相關的基本概念的澄清。並關注作為網路的心靈，探索心靈網路是如何與計算機網路通過各種方式協同作用的。
第二部分處理網路。作為心靈的網路。作為一種新型別經濟的網路。作為世界的網路，作為一個複雜的、自組織的系統。有一種觀點認為，網路的未來會在其內部發生相變：從一個分散式的計算機網路轉變為一個一致的、自組織的世界/心靈，我們以前從未曾遭遇過的型別。
最後討論使得這種相變得以實現的具體步驟。下一個階段的網路將會進化。作者描述了為了能使得網路進化到下一個層次所需要的軟體型別。基本上有三個方面：因特網能動者的通用通訊協議；簡單的網際網路人工生命四處遷移並做有用的事情；以及類似Webmind這樣的網際網路智慧。關於這些元素的網路，合併起來，將創造未來的智慧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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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
作者提出，“無線”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因為無線看不見、摸不著，因此本書的核心是關於無線的實在性問題。核心觀點是將“無線”看作是一種實踐。既然是實踐，那麼首先應當確認的是實踐的主體。但我們很難定義“無線”的實踐主體，因為不一致和缺乏相容性恰恰是無線的特徵，它們漂浮在媒體、裝置和環境的泡沫中，包括網際網路和城市。
在方法論上，本書的作者艾德里安·麥肯齊在方法論上借鑑了威廉·詹姆士的“激進的經驗主義”，認為沒有特殊的世界觀，對世界的理解常常是基於實際的有用性來衡量理念的。
以此觀點為出發點，一方面，從詹姆士的“激進的經驗主義”出發，當我們在理解事物時，重要的不是理解事物本身、而是理解與該事物有關的各種要素如概念、感覺、事件、影象等融合在一起的過程。這些過程是由直覺所引導的。而直覺首先是一種思考與事務之間的關係。這樣，在激進的經驗主義的啟發下，麥肯齊首先將我們對無線的物理實在性的討論轉向了關係實在性的討論，無線的連線關係是實在的。
另一方面，激進的經驗主義對我們理解無線的第二點貢獻表現在它改變了我們對“物”的理解。詹姆士為“物”所設定的沒有完結的或開放的特徵很適合用來討論無線網路。我們可以把無線的運作過程看作是一種基於經驗的實踐過程。這構成了本書的認識論前提。
接下來，作者從對裝置、專案、實踐、影象、標準、政策、程式和組織的描述討論了無線中所蘊含的各種關係：如第二章考察了以倫敦和臺灣為代表的“無線城市”的理念。第三章轉向對無線晶片和無線數字訊號處理的技術討論。第四章對路由器、天線和其他無線元件做理論分析。第五章介紹無線網路的管理，側重於討論無線網路建設、對映及連線在無線兩條重要線索上的實踐反映——無線節點資料庫和天線。第六章討論無線與產品之間的關係，包括索賠、承諾、懷疑、認識和不信任。無線技術以產品和服務的形式出現。第七章描述了一種與“世界”、“全球”和發展相關的無線。
總之，無線的發展印證的是網路文化的擴張，它蘊含了一種新的“城市哲學”。如果全球化是一個通訊和傳輸網路的系統的話，那麼其間的電子產品和網路裝置則代表了系統中的個人經驗。儘管無線沒有“線”，但通過無線所勾連的人與世界的關係卻是實在的。無線根據我們的需要、行動和興趣重塑了空間，使我們意識到物和感覺並不是關於經驗的相反的兩極。因此，在網際網路時代，我們要改變原有的信念，打破人和非人、遠和近的關係的排序，重構我們有關“經驗”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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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倫理學》
作者提出，資訊有三個維度：第一，它是一種資源，第二，它是一種產品，第三，它是一種目標。由此可見，把資訊倫理學視為一種包含資訊作為資源的倫理學，資訊作為產品的倫理學，以及資訊作為目標的倫理學的倫理理論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問題在於，這樣做忽視了下述之點：資訊的產生與傳播，尤其是藉助資訊與通訊技術手段作為媒介實現的資訊產生與傳播，導致了諸多引發倫理評價的後果，然而，僅僅把這些後果理解為源於資訊的上述三個維度並不足以幫助我們確切地理解它們的根源，因而不足以幫助我們有針對性地應對這些後果。
因此作者認為，一種更為周全的資訊倫理學應當合併這三個資訊維度，進而考慮整個資訊迴圈，並且以一種與資訊相聯絡的方式分析所有有關實體（包括所有道德主體）及其變化，行動與互動，這樣的分析應當把他們視為他們作為資訊系統所屬的資訊環境本身，或資訊圈的一部分，而不是與這一環境相隔絕的事物。因此構建資訊倫理學就在於，在滿足上述三個條件基礎上，如何構建一種關注藉助資訊與通訊技術手段作為媒介實現的資訊產生與傳播的倫理理論。
就建立這一概念框架而言，一個基礎性觀察是，任何行動，不論是否有道德承載，其最低限度的邏輯結構是一個能動者（或施動者）即主體，和一個受動者之間的二元關係。然而，對於實現這一目標更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下述立場：資訊倫理學應當關切資訊本身，也就是說，它所關切的不僅是所有人，他們的修養，福祉以及社會互動，也不僅是動物、植物以及它們的自然生命，還包括任何存在的事物，從繪畫和書籍到星辰和石頭，任何可能或將要存在的事物，如未來的後代，以及任何曾經存在但已不再存在的事物，如我們的祖先。這一立場使得資訊倫理學成為一種受動者導向和存在中心的理論，並因此而區別於其他的倫理學。
在此基礎上，作者對一些相關問題作出了進一步論述。第六章討論瞭如何理解資訊圈的固有價值的問題；第七章考慮瞭如何理解人工能動者的道德屬性的問題；第八章探討了，藉助資訊與通訊技術手段作為媒介實現的資訊產生與傳播為發展種種具有倫理意義的建構所提供的契機；第九章探討了如何理解人工之惡的問題；第十章討論了，藉助資訊與通訊技術手段作為媒介實現的資訊產生與傳播也給人類生活帶來某些令人不快的結果；第十一章討論瞭如何從資訊的角度理解自我；第十二章討論了資訊隱私的本性；第十三章討論了資訊與通訊技術的發展促成了某些倫理上受歡迎的進步，即分散式道德；第十四章討論瞭如何從資訊倫理學角度理解商業倫理學；第十五章考慮了資訊倫理學在全球化中的應用；第十六章回答了對於資訊倫理學的種種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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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方法》
《數字方法》一書主要介紹了理查德· 羅傑斯等人自2007年發起的“數字方法倡議”以來所構建的一種創新的社會和文化研究方法。理查德· 羅傑斯等人將這種方法稱之為“數字方法”。數字方法與虛擬方法相對應，其中虛擬方法指的是將現在的社會學方法，例如調查、問卷等轉換或者移植到web上的研究方法。而數字方法與此有著本質的差異，數字方法旨在將web重新地應用於社會和文化研究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數字方法更專注與web媒介本身的研究，並紮根於web，也在web中發展壯大。數字方法研究的基石在於web作為資料來源的科學性。作者主張將web作為重要、嚴肅而可靠的資料來源，應該對web應用在社會和人文科學的研究進行重定位。
數字方法對網際網路的認識基礎是虛擬已經終結，網路空間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正在進入後網路空間時代。此外，數字方法的本質進路是遵從媒體，遵從網際網路本質的演變特性，遵從網際網路的各類原生數字物件，遵從網際網路的主流工具和平臺。基於遵從媒體的進路，數字方法開發了距離方法、截圖紀錄片、跨圈分析方法、後人口統計方法等許多具體的研究方法，並綜合地利用這些方法，對搜尋引擎的權利、國家web特徵、維基百科的文化參照以及社交媒體的後人口統計等進行了創新性的研究與分析。
針對web中的原生物件，作者重點研究了“連結”和“網站”。作者研究了網站之間連結關係所表現出來的網站之間的政治關係，也通過連結計量來反映出網站的權威性。而網站是web的另一個基本單元，對網站的研究除了網站的評判、網站佈局、網站導航之外，很重要的一個研究便是網站合集的研究。
對於谷歌，作者的研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谷歌化問題，另一是谷歌搜尋引擎的權力問題。谷歌化指的是谷歌正在改變包括廣告、軟體應用、地理服務、電子郵件、出版和網路電商等多種線上行業的遊戲規則。而這種谷歌化勢必會導致谷歌權力的集中，因此應該肩負何種責任？
對於“國家Web研究”，作者聚焦於如何對國家Web進行概念化、劃界以及分析。作者從方法論採用工具文化來裁定國家Web，並提出國家Web健康指數來構建國家Web特徵研究。提議將國家Web視為國家畫像的一部分，並研究了由此帶來的影響。
作者基於社交網站平臺，提出後人口統計資訊。後人口統計資訊是指人工統計資訊從“生物政治”向“資訊政治”的轉向，其興趣更多是品味、趣味、喜好、群體、接受的邀請、安裝的App以及線上資料等。
進而作者開發出了一條使用維基百科進行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研究的一條新進路。此外，通過維基百科，尤其是對於同一事件，不同語種的維基百科的參照研究能很好地揭示不同文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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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文明與當代哲學發展”論壇暨譯著釋出會部分參會學者合影
在研討環節中，中國人民大學劉永謀教授指出，現在社會科學學者需要思考的一個大問題是：智慧革命和人工智慧技術在社會公共領域和社會領域將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大家都在思考人工智慧發展的技術問題、認識論問題，但人工智慧發展的真正阻礙或許會在社會制度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段偉文研究員提出，智慧機器其實也可以有一種能動性（agency）。能動性以往都是人才用，現在機器也keyi 具有某種能動性，機器的能動性是對主體性模擬，建立了這個認識會有助於我們思考相關的倫理問題。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英瑾教授指出，小資料加通用人工智慧才能降低能力風險。
北京郵電大學的劉偉教授認為，無論是大資料還是人工智慧還是機器人，最根本的東西就是資料，沒有資料一切形式都沒有意義，而如何理解資料的意義是所有現代資訊科技的核心問題和關鍵問題。
東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張怡教授關注的是共享、協作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聯，共享可以產生集體行為，但不能必然地產生合作行為。
上海社科院哲學所計海慶指出，考慮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需要建立一種人和技術共同進化的新型技術觀，這種技術觀不同於以往的工具論或實體論的技術觀。從拉馬克的進化理論中我們可以發現技術因素可以在物種進化過程中的起到某種繼承性的遺傳作用，人和人工智慧技術是一種相互補充、相互塑造和共同進化的關係。
上海社科院哲學所戴潘關注了人工智慧與全球腦的關係，他提出全球腦構築在集體智慧的基礎上，集體智慧從群體合作，並以協商一致的方式出現。人工智慧和全球腦的關係，是構建未來的網際網路基礎上的，是人工智慧發展史上的重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