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歐老工業基地創新發展看東北振興的關鍵問題
摘要
改革開放前30年，老工業基地的快速發展為我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經濟社會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改革開放40年來，有一些老工業基地較好地完成了轉型升級或者正處於這個過程中;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對市場變化難以快速適應，路徑依賴慣性明顯，缺乏應有的活力與競爭力，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至今依然處於轉型之中。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老工業基地城市也曾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但近年來很多這一類的老工業基地城市實現了產業轉型升級與產業創新，經濟社會發展也逐步成功轉型。對這些經驗教訓進行分析與借鑑，有助於實現黨的十九大所強調的“深化改革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破除制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我國早日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基礎。
關鍵詞
東北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體制機制改革;高質量發展
基金專案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創新工程專案“中國工業化新階段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SKGJCX2017-2018);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專案“競爭政策理論前沿與政策走向研究”(SKGJCX2017)。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頒佈實施了一系列促進東北老工業基地實體經濟發展、產業創新以及經濟社會轉型的政策措施，其效果正在釋放與顯現之中。但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東北地區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老工業基地也曾遇到類似情況，但近些年來已較好地實現了產業的轉型升級與創新發展，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這對我國正在實施的新一輪東北振興計劃有著非常現實的借鑑意義。
一、影響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關鍵問題
國家一直高度重視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與振興，自2003年實施東北振興戰略以來，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面臨的問題仍十分嚴峻。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投資邊際收益不斷遞減，效益下滑十分明顯。傳統產業增長動力正在喪失，而新的增長點尚未形成，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到了滾石上山、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
1. 體制機制改革與東北振興不匹配
老工業基地是以工業部門為主體的空間集合體，其主導產業的興衰與前後相關聯的產業部門一致。因此，要保證老工業基地可持續發展就必須適時進行轉型升級。東北地區物產豐富，國有經濟強大，經過新中國成立後30年左右時間的建設發展，其制度變遷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性。與國內外其他同類地區相比，東北老工業基地在轉型升級中受體制機制影響更大。體制機制改革滯後，具體落實措施與國家振興東北節奏與計劃不匹配，這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難以突破的關鍵問題。東北地區體制機制改革與創新遠跟不上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要求，制度優勢和改革紅利並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機制直接干預企業具體經濟活動的歷史慣性時有發生，政府管理部門職能錯位，服務意識不強，“放管服”改革並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充分體現出來，市場活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新舊動能轉換期間的國有企業，很自然地選擇了一切以安全穩定而非經濟效率為第一實現目標;市場競爭也不夠充分不夠透明，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相應也就缺乏創新的壓力與動力，以至於金融界流行著“投資不過山海關”這一公開的“潛規則”。
2. 結構失衡導致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數量與質量雙下降
東北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成本高、難度大，不僅面臨著體制機制改革滯後問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產業結構不協調。在高投資拉動發展時期，政府主導的投資具有一定的選擇性，導致老工業基地部分產業發展過快，結構明顯不協調，這直接導致目前東北地區在轉型升級中經濟發展出現了數量與質量都下降的局面。由於投資慣性及東北地區的資源稟賦，東北地區在採掘、冶煉等產業的投資偏高，而在現代生產型服務業如金融、網路資訊、物流服務等投資偏低;在傳統產業和重化工行業投資比重較高，戰略性新興產業偏低。由於歷史原因和發展路徑，東北地區第二產業比重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第三產業比重則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在東北地區國有工業企業中，處於停滯和衰退狀態的企業比重較高，而效益增長和創新發展的企業數量較少、比重較小。東北地區製造業產品主要集中在價值鏈的中低端，高階產品不僅數量偏少，而且尚未走出模仿式創新與生產階段。產業結構單一是資源型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的最大問題，如何實現產業結構多元化，如何在轉型升級中培育接續產業，推動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協同發展顯得十分迫切。
3. 人才流失直接影響產業創新與產城融合發展
東北地區36個地級市中有23個老工業基地城市都屬於單一結構型城市，普遍存在對國家政策依賴性較強、城市發展過度依賴大企業大集團、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等問題。而且，很多位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央企溢位效應不明顯，這些央企自身發展相對較好，創新成果也較多，企業轉型升級也很順利，但央企與其所在東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缺乏內在的互動協調機制，對地方發展貢獻不明顯、不突出，尤其是在協同創新方面。更有部分國企的壟斷行為抑制了市場競爭及其帶來的創新環境。東北地區這些年企業總體效益下滑，研發人員與高階技工不斷流失，直接削弱了老工業基地自主創新能力。人才現在已經成為東北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中最短缺的要素。在推進東北地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一方面有很多企業因為實施“三去一降一補”而產生一部分離崗工人，另一方面因為產業轉型升級而產生大量需要高素質、新技能的工作崗位，這種結構性就業矛盾還將會存在一段時間，能否順利解決事關東北地區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目前東北老工業基地勞動力結構與技能素質尚不能很好地適應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的需要，這種矛盾也直接影響了東北地區產業創新和產城融合發展。
二、美歐等西方老工業基地的轉型升級與產業創新
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全球化熱潮和製造業大規模轉移浪潮，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製造業產能不斷地向亞洲等新興市場轉移，在這些發達國家出現了大量的產業真空地帶，很多原來欣欣向榮的工業城市隨著製造業向外轉移而慢慢地衰落下去，不斷走向凋落荒蕪，出現了很多所謂的“鏽帶”地區或城市。這些老工業基地內工業企業之間的關聯性高，相互依賴性強，整體技術升級難度較大，加之對傳統資源配置方式的路徑依賴，僅通過老基地自身來實現轉型升級速度較為緩慢。近些年來，備受世界各國關注的西方發達國家老工業基地城市在各地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動下，重新找準了產業定位，把握了高新技術發展的方向和未來趨勢，實現了產業創新，經濟社會重新煥發了生機。
1. 美歐老工業基地創新發展經驗
從被稱為“鏽帶”的老工業基地城市再次發展成為活力四射的創新熱點地區，重新又回到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程序中，有的甚至還成為世界新技術新產業的中心，美歐這些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的經驗教訓，在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過程中值得我們思考與借鑑(安東尼·範·阿格塔米爾、費雷德·巴克，2017)。
第一，政府扶持創新政策措施成為轉型升級關鍵推動力。創新幾乎都是自下而上的。世界各國為此都有不同的鼓勵創新的政策措施，目的就是促進創新，扶持創新。在美國從政治家到企業家都擔心這種鼓勵政策與產業政策在執行中相混淆，一般都強烈反對實施這樣的政策措施。但即便這樣，美國還是實施了多項舉措來推動各個領域的創新發展，包括電晶體、鐳射、噴氣推進、太空探索、網際網路和搜尋引擎、無人機、新材料、機器人、無人駕駛汽車、石油和天然氣鑽井平臺等等;而且在過去的10年裡，美國聯邦政府創新關注點和扶持政策越來越集中。各州政府和所在城市在聯邦政府決定之前，就推出了自己的創新扶持計劃與措施，修改相關稅法，資助基礎研究，提供基礎設施改造資金，營造有利的發展環境等等。政府不僅為創新的發展破除了體制機制障礙，美國的加州、內華達州、佛羅里達州以及歐洲的瑞士和德國甚至還為無人駕駛汽車創新技術的測試與應用修改了相關法律法規，鼓勵企業使用新技術和新產品，助力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第二，智力共享機制由市場決定。美歐國家的老工業基地在轉型升級的發展過程中自然都會刻意關注一些創新領導者企業如蘋果、谷歌、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也會追蹤矽谷、劍橋這樣的標誌性創新地區。即便這樣，這些創新熱點地區在發展中還是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徵。創新不僅涉及多個學科，挑戰錯綜複雜，高昂的投資更是讓任何單一的創新者望而卻步。這種創新合作的系統中核心是研究型大學，一般還包括創業公司、擁有先進研究部門的成熟企業、地方政府、社群大學或者類似的職業院校。為了加大開放性，這些創新熱點地區破除各個機構之間的門戶之見，打破學術界、產業界、公共治理之間的壁壘，學科間涇渭分明的界限也漸漸消失。這些創新地區包含實體中心，如孵化器和創業空間。實體中心一般建於現代化工廠或倉儲建築群內部，可以接納合作者並鼓勵協作創新。最關鍵的是這些地區能夠營造吸引人才的環境，能夠將所需人才和核心業務緊緊吸引進來，並且能夠為他們之間的合作提供支援。這些區域不僅可以提供源自大學、研究機構、創業公司的既有人才庫，還可以提供工作以外的福利，如保障性住房、各類咖啡館和餐館、優質學校、各種休閒活動，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以市場發揮主導作用為前提的。
第三，實體企業具有專注性與開放性相統一的特徵。在成功轉型的老工業基地生態系統中，不同參與者想要實現最有效的智力共享，就需要各個實體兼顧專注性與開放性。專注性意味著集中精力在某一個特定學科或者領域，開放性則意味著共享知識和專業技術。相互依存的關係客觀上要求這些實體之間要共享成果，而且當一家企業的關注點高度集中時，其商業活動不會與合作伙伴有明顯衝突，因此它們之間共享知識與技術不太可能會產生競爭威脅，這也是完成地區內大型標誌性複雜專案的唯一途徑。例如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OHSU)與英特爾公司的合作。前者將其儲存的大量病患資料交給英特爾公司進行大資料分析，作為回報英特爾允許OHSU進入其內部機房。兩者的合作完全基於各取所長，而且合作的基石是商業的必要性和彼此間的信任。在阻礙合作與創新方面，研究機構與商業組織本質上有共同之處，兩者都有森嚴的等級、組織孤島效應和自身產權的保護。但是，智力共享的重要性和開放的必要性已經迫使它們之間就其組織結構與工作關係進行變革。尖端研究現在完全是跨科學的，重大的新發現都出現在學科交叉的地方。創新過程的演變不僅改變了它們對待彼此的態度，還促成了學術界內部各個機構之間合作模式的轉變，組織之間的壁壘正在慢慢消失。
第四，緊密協作的區域生態系統。多學科多機構協同創新成為轉型地區最突出的特徵，任何個人和機構都不可能單獨應對。每一個地區都是由諸多參與者構成的緊密聯絡的協作生態系統。通常包括研究型大學、社群大學、地方政府、擁有先進研究部門的成熟企業、創業公司，另外還有各類輔助者和供應商為其提供支援，包括風險投資人、律師、設計公司等等。這些不同型別的實體彼此共享知識、相互影響，進而形成一個社群，不斷壯大完善，在此過程中，各實體之間會建立起獨特的同一性。除了研究型大學，這些地區的生態系統一般還包括一家全球性的大企業，如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英特爾公司。大企業可以為創新熱點地區提供特殊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與創業公司相比，這些大企業對全球競爭的變化更為敏感，也遠勝於地方機構和技術及教育機構。因此，要想獲得競爭優勢，區域合作至關重要。此外，一般還有個人或者機構充當關鍵角色的聯絡者，這是促成創新熱點地區內多個實體之間智力共享的主要因素，不同型別的聯絡者會把地區引向不同的發展道路。矽谷成功經驗表明，由政府資助的科研專案產生的專利，只要激勵措施到位，政府、大學、企業家之間的合作將促進創新理念的商業化。1980年通過的《拜杜法案》(Bayh-DoleAct)允許研究者和大學從政府資助的研究中獲得經濟利益，這使得矽谷模式迅速傳遍美國。
第五，智慧製造成為主流模式。美歐老工業基地轉型地區的發展模式徹底改變了將理念轉化為產品和技術的方式，新的製造方法如機器人、3D列印和物聯網，使得製造全新一代的智慧產品成為現實。傳統制造業關注的是勞動者個體的效率，而智慧製造強調的是團隊成員間的智力共享。下一代智慧、功能多樣、移動性強而且價格低廉的機器人將使自動化成為創業公司和小企業的首選，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的定製。使用3D列印技術將大大減少浪費，並帶來前所未有的創造力。物聯網將會帶來一套新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的機器、零配件、產品、生產商、供應商、客戶以及每一個人和其他一切事物都可以相互通訊。在這種已經普遍存在於美歐創新熱點地區的智慧工廠中，機器人、3D列印和物聯網共同支撐起由智力共享開發出的產品和技術，這種生產方式智慧化、快捷化、個性化，而且價廉物美，十分具有競爭力。
2. 美歐老工業基地發展的主要差異
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為主要力量，注重發掘基地城市的資源稟賦和人力資源優勢，選擇具有未來發展潛力的技術與產業，將發展高階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緊密結合，當地政府出臺一系列鼓勵創新發展的政策與措施，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想方設法擴大就業，減少轉型升級帶來的社會問題。
正是智力共享與智慧製造的結合扭轉了全球競爭形勢，廉價正在讓位於智慧。新興經濟體的低成本製造商很多時候並沒有認識到這是個嚴重的挑戰，只有美歐這樣的過去曾經輝煌後來又落伍陳舊的經濟體才具備現成的創新熱點地區必備的要素：專業知識深厚的研究機構與教育機構、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扶持、誘人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充裕的風險投資資本、允許自由思考及尊重創新失敗的氣氛。但這些並不是說，美歐的智力共享與創新熱點地區的發展就是完全一樣的模式。
歐美智力共享與創新熱點地區發展有著根本的不同，原因在於它們的基礎設施、歷史傳統和文化習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美國擁有龐大的國防預算，其中相當一部分通過美國國防高階研究計劃局(DARP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機構劃撥給了研發專案。包括我們所熟知的網際網路、無人機、無人駕駛汽車等許多創新都脫胎於DARPA和NASA的專案。不僅如此，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也憑藉其資助的專案在基礎醫療研究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美國還有其他許多創新是由創業公司主導的。這些企業由風投資助，一般私人持有，等到發展壯大了就會公開募股，或者被業內龍頭企業收購。
歐洲沒有共同的國防預算。有些國家會開展戰鬥機和海軍艦艇的研究，如法國和瑞典。由於歐洲市場分散，國家預算佔GDP的比例比美國小得多，加上軍事安全在北約的主導下，高科技創新無法從軍方得到大量的資助。歐洲既沒有歐盟範圍內統一的醫療研究預算，也沒有美國那樣驚人數目的創業創新活動。不過這種情況正在慢慢得到改變，驅動歐洲創新的是國家級研究機構和資助機構，前者包括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TNO)、瑞士聯邦材料科學和技術研究所(EMPA)等，後者有瑞典創新局(VINNOVA)、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隸屬於芬蘭就業與經濟部)。在合作共享的時代，歐洲通過共同資助專案，創造性地利用了這種分裂的局面。
美歐等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老工業基地正在恢復自己的競爭優勢，它們不僅重塑製造業、創造新的就業、振興地區經濟，更重要的方面還體現在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上，這才是關鍵所在。這種新模式不僅重新振興了西方的企業，而且在智慧製造的幫助下，使得競爭優勢重新轉向發達國家。這些遙遙領先的新產品和新技術將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衛生、健康等方面。
三、新時代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建議
實現新時代東北老工業老基地的全面振興，要有新思想、新戰略和新舉措。東北老工業基地應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真正實現發展的新舊動能轉換，徹底改變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方式，為我國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區域活力和創新力。
1. 加快體制機制改革，為東北實體經濟與產業創新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服務
一是處理好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間的關係。東北老工業基地加快改革的關鍵是處理好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間的關係。只有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改革創新，轉變發展方式，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才會有新思路新突破。理論上講，政府與市場這“兩隻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均不可或缺，具體以哪隻手為主要依據發展情況來確定，即所謂的相機抉擇。從西方現代經濟發展歷史來看，市場更多地發揮主導作用，政府調控的手段和職能相對較弱;但近年來，政府對於經濟的調控也得到了加強。在助力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過程中，美歐很多國家的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積極作為，提供鼓勵創新的政策與周到的服務。美歐老工業基地政府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敢於突破傳統方式，制定鼓勵創新發展的指導方針，為想要給智力共享生態系統營造有利環境的區域和地區一臂之力。而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情況看，即使在市場發揮主要作用的時候，政府幹預經濟的力量依然強大，尤其是在經濟過熱需要政府調控的時候。改革開放以來，各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當地政府。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這種主導作用，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長期存在。從全國來看，今後各地政府將從支援企業追求優惠政策向鼓勵企業自主技術創新和推動產業創新轉變。當前雖然全國經濟形勢向好，但實體經濟發展仍然緩慢，迫切需要政府營造穩定、公平、透明的發展環境。目前，裝備製造、石油化工、醫藥等行業仍然是東北地區傳統優勢產業，但高比例的東北本地上市公司，卻把高比例的投資放在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以及東三省以外的其他地區;而對於東三省範圍以內的投資比例較低，很少涉及與企業主營業務相關的研發、生產等專案。另外，一些輕資產的服務型企業，也將註冊地南遷，其中一些前往深圳、珠海等發展環境較好的城市與地區。這些現象值得東北各地政府深刻反思。作為當年國家重點支援與發展的地區，老工業基地國企比例一般很高，民營企業發展嚴重滯後，兩者之間根本不成比例。這些老工業基地城市的政府具體辦事部門難以突破流程的繁冗，很難為民營企業提供便捷、快速、周到的服務，如果再遇到一些部門和個人可能存在的尋租行為，辦事效率自然相對較低，而這恰恰是民營企業發展非常關鍵的問題。是更好地服務企業，還是更好地管住企業?這是一個市場意識問題，也是一個考驗政府智慧的難題。
二是讓政策措施落到實處產生積極的生產力。老工業基地要為國企卸壓，激發企業創新潛力，提振民間投資信心，鼓勵民眾創業熱情;尤其在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關鍵期，產業轉型升級與科技創新對“軟環境”要求更高;要讓政策措施落到實處產生積極的生產力，而不能停留在以“以檔案來落實檔案”的層面。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程序中，哪個地區創新發展意識先行早、簡政放權上力度大，哪個地區就將更快地贏得新的發展優勢。這既符合我國改革邏輯，又符合具體發展實踐，也是黨的十九大之後落實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抓手和實現區域平衡發展的突破口。東北老工業基地有的地方成立了專門機構來規範發展環境，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最關鍵的還是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務，真正做到讓企業辦事“只跑一次腿”;在服務企業的實踐中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尊重企業、在工作上真情服務企業、在發展中真心幫助企業的“三真”服務。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要靠不斷深化改革，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徹底把老工業基地的活力激發出來。政府還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克服市場失靈問題，通過有效而適度的干預，提高一些基本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彌補要素市場的缺陷。金融業在服務實體經濟的合理限度內具有真實增長意義，其提供的服務有利於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但由於市場上存在諸多投機獲利機會，大量資金能夠找到比在實體產業裡更快地獲得更多利益的產業領域，東北的實體經濟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也都難以腳踏實地地發展。目前我國巨集觀上的資本充裕與微觀上的資金緊張，充分說明供給側結構的扭曲和體制機制缺陷，使得資金難以進入真正需要的實體經濟領域。這個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也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力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類似的問題在每個產業都或多或少存在，尤其是產業內的中小企業。這樣的體制機制改革措施如果能夠保持長期穩定、公平透明，並儘快落實到位，必將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實體經濟營造新的發展環境，提供新的發展動能，其釋放的制度紅利與改革紅利將再次令世界矚目。
三是政府機構改革要圍繞東北振興和高質量發展推進。深化東北三省政府機構改革，要著眼於轉變政府職能，堅決破除制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圍繞推動東北振興和高質量發展，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強和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職能，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著力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機構職能優化和調整，構建起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提高政府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新時代對政府機構改革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一方面，需要立足當前、聚焦今後3年，針對實現東北振興、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奮鬥目標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機構職能上為實施“七大戰略”、打好“三大攻堅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需要放眼未來、著眼今後20年、30年，前瞻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構建組織架構和管理體制，注重解決事關東北老工業基地長遠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要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加快構建東北老工業基地適應新時代新任務新要求的機構設定與職能配置框架，使機構設定更加科學、職能更加優化、權責更加協同、監督監管更加有力、執行更加高效，為更好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東北應有的貢獻。
2. 調整和優化主導產業，加快推動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
一是調整和優化主導產業。產業轉型升級不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而是振興戰略實施以來力圖解決的歷史性問題。選擇什麼樣的主導產業，是全部推倒重來，還是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往前走?如果選擇前者，現在產業工人的就業和地方政府吃飯問題怎麼辦?是承接其他地區產業低端環節的轉移，還是在現有產業上實現轉型升級?如果也選擇前者，我們得掂量一下老工業基地的人工成本是否有優勢以及企業能否承受汙染治理和環境保護的成本。從理論上講，如果技術足夠先進，世界上將沒有廢棄物和汙染物，所有的物質都將是資源。我國煤炭資源稟賦決定了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以煤為主的重化工業還將長期存在。從技術上看，重化工所有環節包括汙染物的回收利用已不存在任何障礙，現實問題在於採用這樣先進的技術所付出的成本如何消化(陳曉東、金碚，2016)。這涉及到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
二是立足優勢促進創新發展。近年來，東北三省新興產業增長較快。遼寧省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城市軌道車輛、光纜、太陽能電池等產品產量2017年分別增長16.1%、24.9%、13.6%、55.1%和19.3%，黑龍江省第三產業增加值增幅達8.7%，高於全國0.7個百分點，電商交易額和網路零售額分別增長23.5%和53.5%。從全域性看，東北老工業基地必須堅定不移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那麼，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怎麼辦?全部淘汰或者轉移並不可取。隨著工業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高新技術的推廣和普及，現在所謂的傳統的高汙染高能耗行業也將得到很好的改造和升級，而慢慢變成綠色產業。紡織業在我國一直被認為傳統產業，高耗能高汙染的印象讓人揮之不去。然而，從世界紡織產業發展情況來看，我國處於紡織產業鏈較為低端的生產環節，雖然生產能力很強大，但高階面料也很難生產;而設計、著色、品牌等富含技術含量和市場影響力的環節更多地集中在歐洲的義大利、法國等國家;以往汙染最嚴重的印染環節，也隨著精細化工技術的發展而使得染料得到綠色化改造和升級。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歷程和經驗與我國的實際情況充分說明，引進或注入高新技術改造的傳統產業，不僅可以重新成為朝陽產業，可以佔領世界高階市場，更能催生新技術或者新產業;而且還可以帶動老工業基地生產性服務業的蓬勃發展，解決相當比例的就業問題，為區域發展注入新動能。因此，東北老工業基地經濟轉型升級，既要立足於當地產業基礎和自身特點，又要突破產業發展局限和路徑依賴，要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堅持多策並舉，“不能再唱‘工業一柱擎天，結構單一’的‘二人轉’，要做好加減乘除”;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通過“三去一降一補”等措施來消冗排毒，輕裝前進，提升發展質量;要優先發展基礎好前景佳的產業，大力促進裝備製造業的高質量發展;要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強化農業科技創新，實現東北傳統農業向現代生態農業轉變;要著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產業;要進一步推進“兩化”深度融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要從實體經濟內部激發新活力和新動能;要擺脫資源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使產業結構現代化、綠色化、高效化，產業升級必須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發展理念。
3. 經濟社會統籌兼顧，實現產城人文協調發展
一是促進產城深度融合發展。城市化發展本身就意味著更多的人口流入，城鎮空間擴大，土地使用比重的增加。我國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表現出來的土地城市化速度明顯要快於人口城市化。在土地財政的誘導下，我國城市高速擴張導致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相對滯後，很難滿足實際需要。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那種靠數量規模的外延式發展已經難以為繼，轉變發展方式成為必然，產城融合發展也已成為普遍共識。
二是創新人力資源供給。對比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東北三省10年間共流出200萬人;再加上那些戶籍雖然還在東北，但人已經去外省市工作生活而沒有體現在普查資料中的，這些年總共流出東北的人口數遠不止200萬人。產業發展如果沒有城市作為依託，就會失去應有的活力;城市發展如果沒有產業支撐，也很容易形成“睡城”“鬼城”。而產城融合的核心是人。有了人，產業與城市就有了靈魂，也就有了能夠把人聚攏起來的文化。而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是聚攏人才、引導創新的關鍵載體;東北三省有比較雄厚的教育資源，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對比較多，如何將這些人才和資源整合，成為創新的孵化器和推動力量，當前顯得十分迫切。半工半讀方式的技術教育培訓學院則是提供熟練產業工人的母體與基地，它將為產業創新培育具有新技術新技能的一線操作人手。
作者:陳曉東
管理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執行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競爭力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發表於《中州學刊》2018年10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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