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下）

阿新 • • 發佈：2018-11-10

上一期我們說了上海試驗取得成功之後，在中國第一次五年計劃結束的1957年前後，黨人幾乎同時取得了經濟高速成長和清除民營經濟兩個重大的勝利。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現在看上去如同天使的饋贈，但是沒想到它卻是魔鬼的詛咒。這使得治國者的信心前所未有的膨脹。隨後，中國巨龍在自負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1958年，急於求成的毛主席在工業還有農業兩大領域，同時發動“大躍進”。先說工業大躍進，目標被定為超英趕美。毛主席認定，中國經濟超過英國的唯一評價指標應該是鋼鐵產量，要鋼鐵掛帥。要求經濟部門修改預定的指標，鋼鐵的指標被定在了1070萬噸，一年之內要增長一倍。於是乎，一個全民大鍊鋼鐵的高潮開始了。全國各地建起了數以十萬計的小高爐，人們滿懷熱情地日夜鍊鋼，很多人把家裡的鐵鍋、鐵盆、鐵門把手全部都捐獻了出來，倒進火紅的爐膛中。這一年，鋼產量達到創紀錄的1108萬噸，超額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我國鋼產量的確是超過了英國。但是，在這個數字的背後，卻隱藏著一個近乎自毀性的事實：1108萬噸鋼中有相當大的比重是用土辦法的小高爐煉出來的，全部都是毫無用處的海綿鋼，廢鋼。大鍊鋼鐵不只中斷了我國正常的經濟活動，更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很多山上的樹被全部砍光，用來鍊鋼。而且為了全民鍊鋼，各地大量的把農村裡的人招到城市裡來，到年底，全國企業和國家機關職工人數達到4000多萬人，比上一年整整多了一倍，糧食供應的形勢，馬上就嚴峻起來。盲目的樂觀和激進戰略，造成了國力的嚴重虛耗。

再說農業大躍進，發生在農業領域的糧食“大躍進”同樣荒唐。根據毛主席的要求，1958年的糧食指標為8000億斤，棉花則為6700萬擔，都比上一年增長了一倍多。《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口號成為1958年最出名、最響徹雲天的一個口號。各地農村紛紛造假，虛報糧食產量，小麥的畝產紀錄從絕無可能的1500斤“上漲”到13萬斤，這完全就是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到了年終的時候，新華社向全世界宣佈，中國1958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5萬億斤，幾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糧食生產國。在1958年我們除了大躍進之外，還幹了第二件事，是成立人民公社。早在1948年國共戰爭到最激烈的時候，國民黨宣佈臨時行憲，民主選舉總統，要還政於民。黨這邊呢？推出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佈耕者有其田。最終全國人民選擇了黨和的《土地法大綱》，選擇了耕者有其田。10年之後，1958年治國者宣佈成立人民公社，所有農民都要入社。把土地收歸集體所有。這件事情對於我們農民來說最大的一個誘惑就是可以吃大鍋飯。從此之後我們家裡就不用做飯了。我每天擡著口缸到公社裡吃飯，管飽。那我們農民很善良，我就把牛、農具、土地全部交給了公社。第二天拿著口缸等著吃飯就行了。才開始一段時間吃的很好，結果三個月之後，沒飯吃了。

就這樣，1958年在之後的三年，國民經濟如同一位狂奔後虛脫了的運動員，由瘋狂躍進跌入蕭條低迷，全國工廠關停近半。1959年~1961年發生三年大饑荒，出現了很多餓死人的現象。主管經濟的劉少奇也承認，三年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反哺”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大躍進”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日後有許多論文和書籍進行了反思、總結。國家統計部門的資料顯示，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就是1958~1962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6%，遠遠低於一五計劃期間的10.9%。據美國學者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說：“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全部損失現在估計是1000億元，幾乎兩倍於‘一五’期間對基本建設的總投資（550億元）。”1958年就是這樣被稱為自毀的一年。

到了1959年發生了一件在經濟史上很重要的事情。在東北發現了大慶油田，因為是國慶十週年大慶，所以叫大慶油田。大慶油田的發現對國民經濟非常的好，從此我們中國人自己可以有石油了。但是，他卻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負面影響，因為他使得當時的治國者認為，我們中國再也不需要全世界了。石油我們都可以自己供應了。全球化和我們再沒有任何關係了，我們已經有能力閉關鎖國了。到了60年代之後，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蘇聯和我們撕逼了。老師加兄弟的中蘇關係迅速惡化。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一百萬。於此同時，美國出兵越南，中國遭遇兩個超級大國的“南北威脅”，中共決策層的判斷是，“戰爭不可避免，要立足於大打、早打、打核戰爭”。據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把東北、華北和華東沿海一線、二線地區的重化工業基地向西部和西北等三線地區搬遷，毛主席當時提出的號召口號是“好人好馬上三線”。這在中國工業史上，規模巨集大而祕密的三線建設，是繼之前說的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助的“156工程”之後，最集中、最重大的工業投資活動。從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間，中央政府把計劃內50%的工業投資和40%的設計、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線建設中，累計投入資金2052億元，建成了1100多個大中型軍事和重化工業專案。最終，預想之中的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但是龐大的“三線計劃”便成了又一次的國力虛耗。在佈局上，三線建設以軍備為建設前提的，所以把每個工廠，甚至每個車間都規劃建設得極為分散，有的為了隱蔽甚至是建在山洞裡面的。用備戰化的方法進行工廠建設，低效率、高投資是可以想見的，因為這些專案建設的資源配置不是為了流通、生產和效率、就是為了備戰。完全和經濟規律是背離的。所以最終三線建設計劃浪費還有損失都高的嚇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家戰略調整，大量地處大西南深山溝裡的三線工廠被廢棄，當年國家投資幾十億元建設而成的廠區，後來如同一座座鬼城。緊接著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國民經濟徹底紊亂就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十年浩劫，觸目驚心。 1966年5月，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八次登上天安門，接見了1300萬人次的紅衛兵。這些熱血沸騰的學生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把教室砸得稀巴爛，把自己的老師綁起來批鬥，衝進全國的所有寺廟，將佛像、書籍等文物盡數砸毀、焚燒。緊接著，工人也被髮動起來，各種名目的革命造反組織紛紛誕生，他們喊著“保衛毛主席”的口號進行著殘酷的武鬥。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央決策機構完全陷於癱瘓狀態，在過去十多年裡主管全國經濟的中央及部委領導，除了周恩來總理之外，幾乎全部被打倒或靠邊站，其中，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三年之後1969年死於開封，鄧小平和陳雲被下放到江西勞動。由於造反派的全面奪權，那套從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指揮體系徹底癱瘓。這場空前的浩劫，一直到毛主席去世的1976年才終結。十年“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直接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另一個是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空間和體制空間。這個時候的中國全民思想被高度統一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上，思想“洗澡”運動此起彼伏；社會精英被基本消滅，知識分子被蔑視，自由商人階層被整體切除，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在農村消耗生命，即便是國家領導集團內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輪又一輪的清洗；在經濟制度上，命令型計劃經濟呈現出了它所有的特徵：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的指揮體系；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貿易關係的商品經濟模式；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的投資戰略；完全依賴國家投資，全面取締私人資本的經濟治理思想；堅持自主封閉，反對國際貿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段時間裡還有一些被大家忽略的事情，就是1973年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當時的鄧小平很有遠見，他說自建國以來我們大量的經濟建設都是以軍事化為主，以重化工業為主，涉及吃穿用的民生行業管得很少，所以鄧小平認為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和平時期。如果政府投資搞經濟建設的話應該做一些和民生相關的產業。按照這個想法，鄧小平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援之下動用了43億美金的外匯儲備，這幾乎已經是當時我國的全部外匯儲備。四年時間裡引進了26個大型的成套裝置基地。現在的天津石化廠、上海石化廠、北京石化廠，廣州化肥廠、南京氨基酸廠、天津大港電廠、武漢鋼鐵廠等等都是在這段時間建設的。這一輪的中國經濟建設很少有人談起。大家都覺得我們的這一輪經濟建設應該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開始的，是的，沒有錯。但是我們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1973年的這一輪投資建設為日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很大的基礎。計劃經濟是一次重大的試驗，他到最後給中國帶來了什麼結果呢？第一個結果中國社會成為了一個短缺經濟的社會，物資極度的匱乏，中國長期受到短缺經濟的困擾，並且在1955年的時候出現了全國糧票，緊接著就是布票、魚票等等的票據，短缺經濟直接造成了票據經濟。在經濟學上的解釋就是通過票據的方式來控制你的需求。短缺經濟時代一直到1993年正式取消全國糧票，才算得以緩解。第二個結果是工人和農民乃至整個社會都喪失了生產積極性，因為農民嘛剛才說了搞農民公社，所以每天早上出工扛著鋤頭走道田頭就是找個陰涼的地方睡覺，因為你生產的多少和你沒有關係，吃大鍋飯嘛。這就是人民公社。後來改革開放搞了聯產承包責任制才煥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工人呢？當時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說政府假裝給我們發工資，我們假裝工作。從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裡面，工人的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塊錢，農民的人均收入增長2塊6毛錢。中國經濟學家顧準，在1974年去世之前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他說：“中國社會的活力已經蕩然無存。我想在看得見的將來，這個看來都難受的體制還是會歪歪斜斜的向前走，但是會有一種力量推翻這個令人窒息的制度。” 現在，我們站在當代推演計劃經濟大試驗整個過程的時候，有的人也提出說如果沒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國經濟當時不至於如此一敗塗地。在當時看來，陳雲在上海對通貨膨脹的整肅和“一五”計劃的成就證明了制度的有效性。但是我們要說，其實，這種幻想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國家治理的邏輯從20世紀50年代至改革開放前都是一以貫之的經濟制度，並無重大更改，“大躍進”和“文革”無非使得計劃經濟制度的負面性以更劇烈和更極端的方式呈現出來了而已。所以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後，到了1978年中國必須要搞經濟改革。因為我們已經走到了懸崖的邊上，整個國民經濟已經衰竭到了一個極限。那麼我們的治國者又是如何即使醒覺，懸崖勒馬，開展全面轉向經濟建設的改革開放的呢？還有，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又是怎樣力挽狂瀾將整個中華民族從命令性計劃經濟的泥潭中一點一點的拉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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