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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三十年》三、改革開放伊始、鄧公開國門

之前 我們講了從1949年建國到1976年文革結束的這段時間之內,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大試驗的整個過程。在這27年時間裡,認認真真進行有效的經濟建設的時間有多少呢?我算了一下只有2年零7個月。我們來數一下,1949年,5月陳雲同志上海實驗,10月開國大典。翻過年去1950年就爆發了朝鮮戰爭,抗美援朝,一仗就打倒了1953年7月份。1953年5月在蘇聯人的幫助下,我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規劃。這段時間是認真搞經濟建設的,只搞到了1955年12月份。1956年開始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消滅中國民營經濟,開始搞大國營。1959年到1961年,開始“大躍進”和成立人民公社,並且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1964年三線建設,繼“大躍進“之後又一次國力虛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一直搞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幫”被打倒。27年時間裡面2年零7個月在搞經濟建設。其餘時間呢?搞階級鬥爭,搞無產階級專政,把革命進行到底。
那麼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新的領導人還是堅持“兩個凡是”的原則。兩個凡是是什麼?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矢志不渝的遵循。所以,任然在搞階級鬥爭,在搞意識形態,在搞無產階級專政。 1978年以前的中國不堪回首,現在國家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向何處去?一個巨大的命題拷問著每一個對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國人,也正是這一年,一個小個子巨人——鄧小平,再次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並在他執政的時間內,主導了中國整場改革的節奏。他有著驚人的堅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徹底的決斷力。 在1978年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為政協主席。
任何一場歷史變革首先都是一場觀念的變革。經過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想任然統治者人們的頭腦。科普一下,極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為獲得無差別的公正,而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建立一個無比強大的國家機器,將人民的一切活動處於國家的控制之下。這個,叫做極左。為了改變這樣的極端思想統治情況,隨後小平主持“全國科學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緊接著5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作者稱:“凡是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封為絕對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而只有矇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此文一出,輿論譁然。鄧小平看到這篇文章,完全是瞌睡遇到枕頭啊。正要想辦法進行觀念變革的時候,馬上就有這篇文章出現了。於是馬上指出,此文章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並號召要“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這場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直接在思想基礎上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從此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對改革開放的影響,一直持續到我們的今天。
到了1978年底,12月18日的時候,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中國共產毛主席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這次會議的唯一議題就是把全毛主席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領”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重新確立了毛主席的組織路線。這無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徵意義的會議,它意味著從此開始,“政治生活”已經不再是每個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誌,中國正式由一個意識形態的國家,一個計劃經濟的國家,開始向以商業進步為主,以經濟發展為主,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國家邁進。 開始了一個巨大的轉型,全世界的第二大社會主義國家,在1978年的冬天開始了這次鉅變。中國從此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競爭的大舞臺上,這個經歷了百年激盪的東方國家將以經濟發展的方式走向更遠的明天。 所以在1979年1月份的時候,美國的時代週刊,評選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時代的年度人物,這個年度人物桂冠給了是鄧小平。這本在西方有著廣泛影響的雜誌足足用了48頁介紹鄧小平和剛剛開啟大門的中國,標題為《新中國的夢想家》。此時,全世界都看到中國即將在一個叫鄧小平的人的領導下發生變化,開始變革。 鄧小平,我們敬愛的小平同志,全國人民給了他一個尊號,叫做“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那麼回顧三十年的改革,我們來看鄧小平的這個稱號,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我們會問這場改革是怎麼被設計出來的?我們是不是經歷了一個有計劃的、有設計的一個改革呢?但是,當我們開啟鄧小平文選三卷,我們把鄧小平同志的文章全部讀一遍,會有一個很意外的發現,就是鄧小平在《鄧選》三卷裡面,沒有對任何一項中國經濟改革的實施細則上,進行過任何的詳細解讀,比如說,中國的鋼鐵怎麼搞?中國的糧食怎麼搞?中國的金融體制該怎麼搞?中國的輕化工業該怎麼搞?等等等等。鄧小平的鄧選三卷裡面都沒有涉及到這些。 那麼這位偉人到底怎麼引導這場驚天鉅變向著他預想的方向前進的呢? 《鄧選三卷》裡面有這麼幾句話。 第一句叫做,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國家國貧民窮,搞計劃經濟。在這樣搞下去不行,所以我們要過河。要過什麼河呢?要過計劃經濟這條河,要到河對岸,變成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那麼怎麼過河呢?中央也不知道,所以中央就說大家把鞋子脫了往水裡跳,摸著石頭往前走。那麼你摸著石頭怎麼能夠走道對岸去呢? 小平說了第二句話: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曾經遭到毛主席的嘲笑,如今卻成了功利主義的絕佳宣言,這是一個極端的實用主義的方式,你不管用什麼手段,你只要能夠把經濟發展來,讓老百姓富起來,讓自己有錢。那麼就可以。 小平的第三句話: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桌子凳子全部掀翻?把房頂全部掀翻來抓住那隻老鼠,來搞改革呢?是不行的,第三句話小平說穩定壓倒一切。這句話其實是“計劃經濟大師”陳雲說的,但是被鄧小平多次引用。鄧小平和陳雲雖然在經濟治理上都有自己的主張,但是在對政權的穩定和共產毛主席執政地位的維持問題上是達成了高度的一致。任何的經濟變革不能夠影響到執政毛主席的地位,不能夠影響到國家的團結,不能夠影響到民族的團結。為了確保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指的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毛主席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並指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1987年10月,中國共產毛主席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重要內容,寫進了毛主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穩定壓倒一切,這個就是改革的邊界。 另外鄧小平還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打破了“均貧富”和平均主義“大鍋飯”的理念;他說“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表明了改革的迫切性。他說“不爭論”,表明新的改革措施在意識形態領域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無法在原有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內自圓其說,因此必須“幹了再說、錯了再改!” 所以改革的方法論,改革的思想基礎和改革的邊界,都在改革伊始的時候設定下來。說明這場改革是充滿了巨大冒險和試驗性質的變革,這是一場且行且思、邊做邊改,沒有路線圖、沒有時間表的改革,這是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而且是在一個超過10億人口的國家中進行的。我們可以想象當時所面臨的改革是一種什麼樣的凶險狀況。 吳曉波很早以前去過溫州採訪,有一個當地的官員喝了很多酒就和他說,中國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這句話從某種意義上倒出了歷史的真相。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法是計劃經濟之法,所有的改革都需要對法律進行突破。而一開始中央不可能設計好一個改革的方案,一個改革的藍圖。所以所有的改革都是從下面開始,老百姓千軍萬馬過河,往前衝。任何一次突破都是一個違規違法的過程。那麼改革進行到一定地步之後那些被抓住的人就很有可能成為違法分子,被大浪淘沙掉。 所以總結一句話,記住這句話對我們理解這場改革開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句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動的過程,只不過以從上而下的政策改革追認的方式呈現而已,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那麼改革伊始的時候,我們中央想怎麼搞呢? 1978年改革開放元年,鄧小平先後出訪了日本、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諸多國家。鄧小平早期在法國留學,後來在印刷廠當過工人,半個世紀過去了,鄧小平又再次走進了資本主義的工廠,他也是唯一一個早在年輕時候就親身經歷過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領導人。這次出去看了之後,吃驚於日本、新加坡的發展和變化,尤其是對新加坡的經濟制度表現了濃厚興趣。承認新加坡當時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方法是對的。中國也應該這麼走,所以當鄧小平從新加坡回來之後,制定對外開放的方針的時候,一定程度上是參照了新加坡的很多做法。 1978年中國領導人也是大量的出國考察。當年就有12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國家領導人出國考察,一共出訪了51個國家和地區。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都是在扮演超級推銷員的角色,推銷的產品就是我們的祖國。中國當時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也是帶隊遍訪歐美各國,尋求外資的合作。中國領導人去到的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外國人就和我們說,只要中國開啟國門,我們這裡有好多好多的錢,都可以投資到你們中國來。只要你搞改革開放就可以。 緊接著我們設計了一箇中國經濟振興的計劃,要向歐美和日本引進600億美金,新建120個重大的重化工業專案、鋼鐵專案、汽車專案、軍事專案、化工專案等等。這個計劃聽起來有點耳熟是吧?是的,這和之前我們講到的我國的“一五”規劃很像,和當時的“156工程”很像,是想搞國家商業主義,用國家的力量迅速建立很多重化工業專案,希望能借用“一五經驗”把我們國家一下子從泥潭裡拉出來。但是,歐美和日本並不像當時的蘇聯人那樣願意幫助我們,我們雄心勃勃的搞了一個600億美金的引資計劃在1979年的春天就宣告流產。 當時的外資考察團如同潮水一般的湧入中國進行考察,商談專案投資的事情,但是又潮水般的離開之後就渺無音訊、石沉大海。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看到了一幅他們從沒有想象到的畫面。   外國的考察團他們看到的景象是: 第一、中國當時的工業配套基礎非常的差,1978年很多外國記者參觀了中國工廠,在此之前國外記者是不能進入到中國工廠進行參觀的,這是第一次開啟國門讓外人來看。有一個美國記者到了武漢,武漢鋼鐵廠,看到一個車床。上面寫了車床的出廠日期,是1840年。記者一看說,這個是不是寫錯了,應該是1940年吧?但是廠長說,記者同志這個就是1840年的,我們用到現在還很好用。 還有一個記者到了重慶,重慶一家卡車廠,卡車廠的品牌叫什麼呢?叫永進牌卡車。記者問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廠長說我們這個卡車只有前進擋沒有倒退當,所以我們這個卡車叫永進牌卡車,永遠前進。 就是這樣的一個極度落後的工業配套的狀況。 第二個當時的中國情況,之前也提到過,勞動效率極其的低下,經濟學家張五常,他1979年到中國來。在論文中寫了一個細節。說中國大陸當時的勞動效率低到一個什麼地步呢?他住一個酒店,牆上破了一個洞。三個服務員在補洞,一個人拿著水泥、石灰,一個人指著這個洞,第三個人補洞。說三個人再補一個洞。這就是當年低下的勞動效率。 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將“袁庚”,之後我們還會講到他。袁庚當時到上海船廠看到這樣的景象,那裡的工人都不工作,當地人說冬天要找陽字號,夏天要找風字號。意思就是冬天晒太陽,夏天乘風涼,就是不幹活唄。袁庚說,這樣的中國,如果還不窮的話,天理難容。所以當時企業界有句話叫做,“領導假裝給我發工資,我假裝工作。”這就是全國國有企業的一個狀態。從1956年消滅了民營經濟之後,現在所有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 第三個讓外來投資者想不到的情況是什麼呢?就是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在1979年的時候,有一個香港商人叫霍英東,他是一個愛國商人。他知道中國搞改革開放以後,就到中國的廣東來建酒店,酒店名字叫做白天鵝大酒店。是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家五星級酒店。霍英東在回憶錄裡說,為了建這個酒店我累到脫去人形。他的壓力來自哪些地方呢?兩個地方,第一個地方,就是大酒店的所有配套設施和物品都需要從香港進口,就連浴缸的木塞子,你在中國大陸都完全找不到一個配建工廠,所以你要從香港進來。那麼所有的東西都需要到廣東省計劃委員會去審批,那審批的流程就非常非常的漫長。所以後來霍英東說我實在沒有辦法了,那怎麼辦呢?就寫了一封信,給廣東省的各個科長處長們,說某年某月某日,白天鵝大酒店即將開業,開業當天,國務院副總理某某某,廣東省省長某某某都要來光臨剪裁,他拿著這封信,給各個領導看,請你馬上幫我給簽字批准,如果不批呢,酒店就開不了業。副總理同志來的話會很糟糕。就這樣逼著科長處長們幫她簽字。霍英東面對的第二個什麼問題呢?搞五星級酒店在北京和上海的媒體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大家說這個是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我們要搞社會主義,那我們為什麼要五星級酒店呢?就開始爭論。他說當時非常的恐慌,當時的北京的機場剛剛在搞改造,改造的時候呢有一張壁畫,上面畫的呢是西雙版納潑水節的一個景象,畫面上有四個女孩子,然後因為潑了水就裸了上身的。然後這張畫在國內的輿論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說這張畫是黃色的,也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然後霍英東說,每次下飛機都要去看看這張畫還在不在,如果在的話,那麼我的酒店就還能經營下去,如果畫不在了,那我的酒店也就不搞了,我就回去了。所以霍英東看裸畫也是企業史上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那麼各位想,在當時開啟國門以後,所有外國投資者,看到的都是這樣一幅景象的話。第一、工業配套基礎差到無法想象。第二、勞動效率極端低下。第三、還存在意識形態衝突的問題。外國人進來考察了之後,潮水般的進來,又潮水般的回去。到了1979年,中央就開始手足無措了,沒有錢,那怎麼來搞改革呢?當時我們國家的外匯儲備是一億美金,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我們現在去年,2015年我國有3.3萬億美金的外匯儲備。所以當時銀行裡也沒有錢,老百姓也沒有錢,那沒錢怎麼來搞中國的改革開放呢?當時陷入到了一個困境。 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人,這個人用一個大膽的設想,在當時如鐵桶般的計劃經濟體系上砸開了一個洞。這個人是誰?他想出了什麼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