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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三十年》十一、鄧公南巡,中國再起航

競爭 -i 開放 大事件 壓縮機 add 十年 行動 準備

上期講到了1988年物價闖關的失敗。那麽翻過年去,到了1989年元旦。全國上下都彌漫著陰郁的氣氛,元旦當天《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裏非同尋常的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 在整個1989年,經濟發展的速度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尤其是剛剛萌芽不久的私營經濟,當時的個體戶停滯不前甚至倒退。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量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萬家,減少一半多。就這樣,銀根緊縮,消費降溫,工廠開工不足,鄉鎮企業大面積倒閉,失業人員增加,資金流通不暢。由於1988年的物價闖關,12年改革所積累出來的改革形象及成長銳氣遭到了空前的挫折。
經濟局勢的動蕩,使得意識形態的爭論再度變得非常敏感,很大一部分人擔心,私營企業的膨脹發展最終將造成社會主義的變色,那些針對改革政策質疑的批評文章,從四面八方如連珠炮彈般的射來。在這樣的影響之下,一場規模和力度巨大的,針對私營企業的整頓運動開始了。我們在之前講年廣久的時候提到過這件事情。 整治首先從對私營企業的偷稅漏稅打擊開始,國家稅務局下發《整頓城鄉個體工商戶稅收秩序的通知》。在這個通知裏面說,加強個體稅收刻不容緩,個體工商稅收要有突破性進展,要求工商戶在20天內自查並如實報告,各工商和稅收部門則全面出擊清查。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打擊偷稅漏稅的行動。 整治的第二步,是開始清理整頓國營體系外的新興企業。他們被認為是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造成通貨膨脹、市場失控的罪魁禍首。有意思的是,在過去的三年內,我們就拿冰箱行業為例。很多民營計劃外企業按規定他們不能進口一臺壓縮機、得不到一頓鋼材,不能在媒體上做廣告,甚至都拿不到檢測報告。但是這些企業還是通過各種渠道搞到了國產或者進口的原材料。計劃外的冰箱廠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在民營企業發展最快的浙江杭州,居然就有66家冰箱工廠,其中有的企業已經達到年產10萬臺的規模。而反觀計劃內的一些國有企業,在得到資源定點扶持四年後,都沒有裝配出一條生產線,連廠房還沒有封頂的都有。這再度說明了國企的改革,還是那個繞不開的死結,明晰產權的問題。
面對物價闖關失敗後,經濟低迷的1989年,中國並沒有像一些西方學者的預料那樣經濟會全面崩盤。以1990年第十一屆北京亞運會為起點,宏觀經濟從過熱轉入平穩,重新啟動改革開放再次成為發展主題。中國經濟即將迎來又一次的騰飛。而這一次的飛機頭,則是上海。 整個80年代隨著中央宣布南方四大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的開放,使得廣東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所以80年代就是一個廣東人的年代,當時你到中國北方長江流域做生意,你會說一口廣東話那時一件很炫耀的事情,粵語歌也是從那時開始風靡全國。廣東當時崛起是靠兩大產業,一個是食品產業,一個是輕紡服裝產業。那麽吃的和穿的廣東開始服務全中國。 到了90年代,中國的開放重點從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向長江三角洲轉移。如果說在整個80年代以深圳特區為標誌,是一個廣東時代。那麽從9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就是以浦東開發為起點,一個全新的上海時代拉開了序幕。
1990年2月,專程南下到上海過春節的鄧小平提出要開發上海浦東,4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 從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的開發開放到長江三角洲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不是僅僅把維度向北移動了8度,它實質上是一個高層次的全方位的開發。只有浦東宣布開放,帶動上海的開發和開放,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向全世界敞開。 事實上,鄧小平也曾對此做出過自己的解釋,他說,考慮深圳開放是因為它對著香港,開放珠海是因為他對著澳門。開放廈門是因為他對著臺灣,開放海南、汕頭是因為他們對著東南亞。而浦東就不一樣了。浦東面對的是太平洋,是歐美是全世界。 浦東開發政策的確立,讓上海成為了中國經濟成長的龍頭,其長遠效應十分的巨大。從1990年到2004年,浦東的GDP從區區只有60億增長到了1790億。浦東開發區以上海八分之一的人口和十分之一的土地,創造了上海四分之一的GDP和工業總產值,創造了上海二分之一的進出口總額。這等於用了15年,再造了一個上海。上海浦東成為了中國金融的核心區,以及跨國公司總部最密集的區域。 如果說,浦東開發是上海起飛的戰略一翼的話,那麽證卷交易所的建立就是上海經濟騰飛的另一只翅膀。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卷交易所在一片忙亂中開業,交易所的負責人尉文淵因為激動和勞累,在敲完開市鑼之後當場暈倒。1949年建國之前,上海一直是遠東地區最大的金融中心。1921年上海就成立了華商證券交易所,是當時遠東地區繼東京之後的第二個交易所。這個時候,從1949年6月10日陳雲查封了上海證券大樓之後中國人已經40年沒有玩過資本遊戲了。 股市及其資本在中國的復活,意味著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塊基石被猛然擊碎。上海證券交易所敲響開市鑼的同時,也為計劃經濟敲響了喪鐘。 不過無論創世的過程是怎麽樣的忙亂,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是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雙市格局。上海、深圳兩地交易所相繼成立,畢竟帶來了中國股票市場的大發展。個人投資意識也從那時候開始顯現。 就這樣,上海度過了一個從幾乎萬馬齊喑到儼然萬馬奔騰的馬年。當人們告別馬年準備跨入羊年的時候,發現百年外灘有了新的看點。他的北面多了一個炙手可熱的證券交易所,而他的東側則是日新月異天天在長高的浦東新區。 然而,就在人們重塑信心,逐漸的走出經濟低迷的時候,由於大家對經濟波動仍然心有余悸,一場關於意識形態的爭論,改革開放到底是姓資本主義的資,還是姓社會主義的社,“姓資姓社”又一次的稱為了爭論的焦點。受到輿論的影響,各級政府官員看不清未來的方向,開始徘徊不前。 歷史的使命又再一次落到了已經宣布“完全退出政壇”的鄧小平的身上。1991年2月,上海《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的一次講話,先後發表了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文中提出要繼續解放生產力,敢冒風險,大膽改革,不要再糾結於姓資姓社的詰難。這三篇評論一出掀起軒然大波,因為並沒有表明思想來源,大家都不知道是鄧公的意思。結果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指責和圍攻。“皇甫平”事件也成為了鄧小平南巡的前奏。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這詩篇就是鄧小平在那一年給我們留下的,著名的南巡講話。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歲的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視察,發表了一系列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講話。當年小平同誌南巡的一錘定音,讓特區人和改革者如釋重負。回首過往,南巡講話對於決定中國改革的走向,加速經濟發展起到的作用之大,真是怎麽估量都不過分,一時間東方風來滿眼春。 “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逐步的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動搖不得,要繼續發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他才會相信你,才會擁護你。”“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搞上去,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些講話的核心其實便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他似乎已經沒有耐心繼續在“理論”的層面上對那些糾纏不清的問題進行討論了。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鄧小平南方視察”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有些時候,它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主軸已經向經濟成長轉移,然而圍繞經濟領域中出現的種種新現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識形態的標尺去丈量和批評。每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便立刻會有批評和指責的思潮出現。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的思想屏障。此次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是對僵硬思潮的致命一擊。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 回看1978年,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5年後,又是在他的一力主導下,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992年之後的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 1992年的春天,給喜好“大歷史闡述”的中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於在後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年整個兒都是春天。 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方視察旋風,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那些熟悉中國國情的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了。 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30年劃分為兩個階段,驚濤駭浪的1992年無疑是一個分水嶺。中國在加快改革和開放上的姿態讓西方人長松了一口氣,自1989年以來彌漫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不信任的迷霧逐漸散去,跨國公司再次加快了進軍中國的步伐。 回首1978年到1992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整個中國就像一個處在青春期瘋長的孩子,當孩子發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舊體制、舊思維的束縛時,卻又不經意為下一次經濟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機和動力。如此循環往復,總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不斷去尋找更合理的生存空間,於是,中國的經濟也在一次次的裂變中獲得了新生。 1992年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當市場經濟的概念終於得以確立之後,面目不清的當代中國改革運動終於確立了未來前行的航標,改革的動力將從觀念的突破轉向制度的創新。在之前,人們認為,中國之落後主要在於科技,只要大量地引進生產線和新技術,就能夠很快地迎頭趕上。而現在,很多人已經意識到,觀念突破和技術引進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並不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經濟學家吳敬璉因此提出“制度大於技術”。 在此之後,我們即將看到,中國開始從觀念驅動向利益驅動的時代轉型,政府將表現出熱烈的參與欲望和強悍的行政調控力,國營、民間和國際三大商業資本將展開更為壯觀和激烈的競爭、博弈與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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