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程式人生 > >《激蕩三十年》十二、中外合資——上海市長與上海大眾

《激蕩三十年》十二、中外合資——上海市長與上海大眾

差距 第一個 fff 離開 初步 談判 人在 說了 有趣

在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發展再度揚帆起航。但是,1993年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家。在民間,私營經濟快速發展,“投機倒把”成為一個歷史名詞,鄉鎮經濟如火如荼,資本市場作為現代化市場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已經開始初步運行。但與此同時,隨著改革走入深水區,各種層次的矛盾也凸顯出來,單靠“摸著石頭過河”已經無法應對新的形勢。 在鄧小平的欽點之下,從1991年起,具有豐富的經濟管理經驗的上海市委書記朱镕基赴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在此後的12年,他一直主導著中國經濟的改革走向。這意味著一個新權威主義時代的到來。 要說1991之後的朱镕基總理,我們先回頭看看1987年,當時他出任上海市長,
在政界朱镕基以決策嚴謹,行事嚴厲著稱。而在合資公司上海大眾的眼中,朱镕基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借此,我們可以了解一些80年代中外合資企業的情況。 我們先回溯到1978年的時候,當年我們國家領導人作為中國的超級推銷員奔赴世界各國,邀請歐美、日本等國家到我們中國來投資,但是外國考察團如潮水般的湧進中國,又潮水般的離開。然而,當時有一家外國企業堅定了要在中國發展的決心,這家公司是德國大眾。那麽引進汽車工業,引進汽車制造技術,在1978年中國領導人心中也是期望已久的事情。 說來很有意思,當年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子健跑到到德國去引資,往德國的馬路上一站,也不知道誰家的汽車好,腦子裏知道一個品牌叫做奔馳。但是看了之後覺得好像在德國不是奔馳汽車最多啊,而滿大街跑的都是高爾夫啊、甲殼蟲啊這些大眾汽車。他就問當地人這是個什麽企業?當地人告訴他這是我們國家最大的企業,總部在沃爾夫斯堡。我們的周部長第二天就跑到了大眾公司的大門口,對門衛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機械工業部部長,我要見你們廠長。門衛就傻掉了,聽了半天還真是這麽一個人,就趕緊打電話進去。接電話的是大眾主管技術的一位副總裁,同意讓我們的部長同誌進去。就這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第一個汽車項目搭上了線。
後來德國大眾派代表團來中國考察,隨團考察的有德國最大的周刊,叫做《明鏡周刊》的一個記者。這位記者來到上海看完了之後回去寫了一篇報道說,如果大眾在上海投資的話,那麽他的生產線將建立在一個孤島上。為什麽呢?因為汽車的生產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產業配套,從精密儀器到鋼鐵,到橡膠,到玻璃等等需要大量的工業配套。在當時上海的轎車廠,我們看到的車床都是二戰前後設備。然後你在整個大上海地區找不到一個,為1980年代汽車生產線進行配套的工廠。所以《明鏡周刊》的記者說,德國大眾將在一個孤島上進行他的生產。 即便如此,大眾還是決定進入中國市場。他之所以看上中國,是因為大眾在他的戰略規劃中要進入亞洲,他要跟日本抗衡。所以大眾希望在中國找一個點,作為它市場發展的一個基地。所以啊,與其說是我們選擇了大眾,不如說是大眾選擇了中國。當時中國引進汽車產業的第一幕就是這樣非常戲劇性的拉開了。
外國的汽車工業進入中國,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引進技術,用市場換技術。然而合資經營這個概念,還並不是大眾第一個提出的,而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提出的。當時通用汽車董事長墨菲帶隊來中國談判的時候說:“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聽了這番介紹後,李嵐清感到新鮮有趣,他把這個想法上報給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最終在1982年鄧小平做了一個批示,就是“轎車可以合資”。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鄧小平在20年代法國留學期間。他的工作就是在巴黎附近的雷諾汽車廠做一個汽車工人。所以他是中國領導人裏面。唯一的也是最早的接觸現代化大工業流水線這樣一個生產方式的人。鄧小平的眼界是開闊的,所以他做出這樣的決定,是有他特定的偉大意義的。 有了小平同誌的批示,我們與通用的談判進度立即加快。但讓大家都沒有想到的是,通用的董事會最後竟否決了董事長墨菲的這個合資提議,通用進入中國的步伐戛然而止。這家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要在將近20年後的1997年才在上海打下它的第一根樁。而那個時候,德國大眾已經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了。 就在通用汽車董事會對中國說“不”的時候,德國大眾正在與上海的領導人談判大眾汽車合資的項目,這個談判一直談了六年。1984年10月中國人與外資投資者共同創辦的最大的機械制造企業的合作協議,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訂。雙方約定,股比為50%對50%這個比例後來被作為產業政策在汽車合資企業中沿用至今。上海大眾引進的第一個車型就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桑塔納。 合資協議好不容易簽訂了,但是中外合作者的日常工作中卻充滿了磕磕碰碰,大到遊戲規則小到基礎設施,甚至是一個廁所的設計,兩個陣營的看法都是不相一致。 他們討論廁所的問題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就是要那種蹲位,而且一個蹲位是可以服務50個職工的,外放聽了以後就大搖其頭說這怎麽行,至少八個到十個人就應該有一個像現在每家都用的抽水馬桶。還有廁所裏面的照明,我們說用一個燈管就可以了,照亮20平米,沒有一點問題,反正也不用看什麽東西嘛。但是外國人要求要達到多少亮度,這才是廁所的標準。結果就是,外放大搖其頭,中方也大搖其頭。我們一聽就說,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廁所搞這麽好幹什麽?所以這兩家人在一起也是很不容易。 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他不僅需要試探、約定和融合,在某些時刻,它還需要妥協。 到了1987年,最讓上海大眾公司總經理馬丁印象深刻的是這一年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镕基,要來上海當市長。此前四年朱镕基全程參與了上海大眾項目的上馬和審批的全過程。在出任上海市長的第三天,朱镕基就來到安亭,對上海大眾進行考察。馬丁借這個機會向朱镕基提了一個問題,是關於廠區的一條路,叫洛浦路。因為它邊上是有一個油漆車間,所以旁邊道路上塵土飛揚會影響車間的很多工藝。根據最初的合資協議,這條道路在三年前就應該被封閉掉。但是一直到朱镕基去的時候還是沒有被封閉。馬丁向朱镕基提出這個問題之後,朱镕基跟他講說我24小時之內我會把這條路封掉。當時馬丁是不相信的。 馬丁:“我問我的管理團隊,朱镕基怎麽可能在一天之內辦到?結果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六七點鐘來到工廠,我看到一輛巨型吊車橫臥在路上,朱镕基履行了他的諾言。就在短短的24小時,讓人印象深刻。” 被卡車橫腰攔斷的洛浦路見證了中國官員堅定的決心,既然需要國外的資金和技術,就應該為他們的進入掃清道路。 還有,最讓中德雙方頭疼的是,桑塔納的國產化進程實在慢的讓人難以接受,1987年當朱镕基來安亭考察的時候,情況還是依然令人擔憂。 當時中國政府對汽車的國產化是有規定的,起碼要達到40%這個車才能成為國產化,才能在中國長期的生產下去。但是到了1987年了,當時桑塔納的國產化只達到了2.7%。一個天線、一個收音機一個輪胎是國產的,其他全部都是進口的。 中德雙方在工藝方面的差距是明擺著的,拿一個小小的方向盤來說,當時上海轎車的標準只有三個,而德國桑塔納的標準有100多個,這個標準誰來說了算呢?那就是德國大眾說了算。要把這些在中國生產的零部件,送到德國大眾,它一個產品一個產品的進行認證。認證這些零部件質量沒有問題了,才能裝到車上。你說當時中國人生產零部件質量如何讓一個外國人說了算,很多人覺得不合理,賣國啊。這是讓外國人卡我們脖子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德國人是最講精準的,有一句話說,德國人像鐘表一樣的精準。所以德國人也有一些固執,他提出的質量要求是不會往後退一步的。 我們有國產化的願望,但是我們的能力不夠。所以我們拼命弄出來的一些國產化的零件,想去替代德國大眾零件的東西根本達不到德國的標準。所以國產化的進程是非常的緩慢的。 究竟是要速度還是要質量。1987年朱镕基來到上海後,這道選擇題擺在了他的面前。朱镕基鮮明的提出,上海大眾的零部件,絕對不能搞所謂的“瓜菜代”。一定要堅持德國的高水平。 什麽叫瓜菜代?1962年的時候毛主席提出中國糧食不夠吃怎麽辦?拿瓜拿菜煮一大鍋來代替糧食,這叫“瓜菜代”。朱镕基堅決不允許瓜菜代的情況在上海大眾出現,同時還提出零部件體系配套不能打上海牌,必須打中華牌,意思就是要打破地域配套的封閉格局。當時呢就引進了全國的包括航空航天一批有很高技術水平的一些工廠,來進行桑塔納的零部件開發。 1987年上海大眾的國產化真正起步,此後幾年間,國產化的比例一次次的提升。同樣,也是在鑼鼓聲中,最後一部上海牌轎車退出了歷史舞臺。 當年的小鎮安亭如今已經崛起成一座中國著名的國際汽車城。他甚至還擁有自己的F1賽車場。而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同樣的汽車城在長春、十堰、北京、廣州、天津、蕪湖都能見到。如今的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和消費國。 1991年,朱镕基在鄧小平的欽點之下去了中南海,這位治國能臣之後將會如何呢?

《激蕩三十年》十二、中外合資——上海市長與上海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