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編碼祕史
編譯 | 四月
當女性不在歷史敘事中出現，你便缺少了偉大的榜樣。
——瓦爾特·艾森《創新者》
01
Mary Allen Wilkes（瑪麗·艾倫·威爾克斯）和世界上第一臺個人計算機LINC
20世紀50年代的馬里蘭州，女孩威爾克斯的願望是長大後成為一名訴訟律師。
"威爾克斯，你應該當計算機程式設計師呀！"
中學老師的一席話讓她有些不明就裡。她連程式設計師是什麼都不知道，也沒見過計算機。當然，當時的大部分美國人也都沒聽過計算機。儘管在這之前的十年裡，首批巨型計算機已經開始在大學和政府的實驗室裡運轉。
這確實是威爾克斯關於“程式設計師”的第一份記憶。
1959年，當威爾克斯從韋爾斯利學院畢業後，她的律師夢看起來似乎要化為泡影了。導師們都勸她不要申請法學院。"不要浪費時間了，你申請了也未必能考上，考上還不一定能畢業，畢業了也難找工作。"
現實或許更窘迫，就算威爾克斯找到法律相關的工作，也不是理想中在法庭上的妙語激辯，更有可能是去到法律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或者做法律祕書，又或是處理信託和遺產繼承的中介。
很快，威爾克斯便認清了現實。在大學裡，當她聽到"計算機應該是未來"的激昂口號，她想起了初中老師的話。聽說麻省理工學院在招程式設計師。畢業那天，她就跟著父母去到招聘辦公室。
"你們這有程式設計師的工作嗎？"她問道……然後，她就被錄用了。
是的，聽上去有些不可置信，MIT竟然錄用了一名小白當程式設計師。但事實上，除了威爾克斯，當時也幾乎沒有任何人具備程式設計經驗，計算機學科甚至都還不存在。就算是斯坦福大學，也是直到1965年才開設計算機科學系。
那些需要程式設計師的機構，只不過用幾道測試題來評估申請人，主要是考查邏輯思維能力。威爾克斯恰好有一些儲備。她主修哲學專業，研究過符號邏輯，能夠通過類似於編碼的方式，將語句用and/or串在一起，從而產生論點和推論。
很快，威爾克斯就成了程式設計高手。她首先在IBM 704上工作，這要求她用一種深奧的“組合語言”來寫程式碼。比如“LXAA，K”，就是將記在記憶體位置A上的數字載入到“索引暫存器”K上。
因為IBM 704既沒有鍵盤，也沒有螢幕，所以要把程式載入到計算機上特別費勁。威爾克斯不得不在紙上寫下程式，交給打字員，然後打字員把每個命令翻譯成打孔卡上的孔。然後卡片被傳給接線員，接線員把一堆這樣的卡片塞進一個讀卡器。計算機執行程式，並在印表機上打印出結果。
當威爾克斯的程式碼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 她檢查bug的方式就只能靠想象，在腦海中推演一遍程式碼，想象機器將如何執行它。然後根據反饋結果改寫程式。當時大多數計算機的容量非常有限; IBM 704只能在其記憶體中處理大約4,000個“單詞”的程式碼。
一個優秀的程式設計師簡潔而優雅，從不浪費一句話。他們是位元詩人。
“這就像一道龐大而複雜的邏輯謎題，”威爾克斯說。“對於一個錯誤，我還有有一個非常挑剔而又精確的頭腦。我能夠注意到牆上擺歪的照片。“
什麼樣的人才擁有這種特質呢？
答案是女性。毋庸置疑，在電腦科學史前，女性扮演著奠基人的角色。二戰期間，在英國，女性使用計算機破譯密碼。到1960年，美國超過四分之一的程式設計師是女性。在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政府歸類為“職業程式設計師”的大多數人都是女性。
02
1961年，威爾克斯被分配到一個著名的新專案，那就是LINC的建立。作為世界上第一臺互動式個人電腦，LINC可以安裝進辦公室或實驗室中。它甚至有自己的鍵盤和螢幕，因此可以更快地進行程式設計，而無需使用笨拙的打孔卡或列印件。設計師們知道他們可以製作硬體，但是他們需要威爾克斯幫助編寫軟體，讓使用者實時控制計算機。
在之後的兩年半里，威爾克斯和團隊在流程圖上埋頭苦幹，思考電路是如何工作的，如何讓人們與之交流。“我們瘋狂地工作，吃各種糟糕的食物。”威爾克斯說道。
能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林肯實驗室裡，男女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禮讓感，這種禮讓感僅僅存在於智力相當的同齡人中。但在更廣泛的職場裡，性別歧視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男女獲得報酬和晉升的方式上的差異，“我們是一群書呆子，”威爾克斯冷冷地說，“我們是一群極客。我們穿得像個怪人，我能夠被我小組的人接納。“
當他們做出一個直線加速器工作原型，為一名生物學家解決了一個棘手的資料問題時，威爾克斯也會興奮得像個小孩，繞著機器轉圈。
1964年末，威爾克斯環球旅行回來，她被要求完成LINC作業系統的編寫工作。但實驗室已搬遷到聖路易斯，她不想搬到那裡。所以，LINC被運到她在巴爾的摩的父母家中。在樓梯腳附近的前廳大廳裡，一個裝滿電路的冰箱大小的盒子裡面掛著一盒高高的磁帶，這就像早期科幻電影的場景。
威爾克斯的父親是一位天主教牧師，他很激動。他吹噓著，我敢打賭你的客廳裡肯定沒有這玩意兒。不久，世界各地的LINC使用者就用上了威爾克斯的程式碼，醫生用它進行醫學分析，甚至建立了一個聊天機器人，讓患者瞭解他們的症狀。
即使威爾克斯已經認同自己是一名程式設計師的身份，但她仍然渴望成為律師。她說：“我已經查不到到了‘要為自己而活’的時候。”
計算機在智力上是刺激性的，但在社會上是孤立的。1972年，她申請並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威爾克斯做了四十年的律師，心滿意足。
如今，威爾克斯已經退休，住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頂著81歲的白髮，她仍然擁有精確的舉止和燦爛的微笑。在60年代的照片裡，她在LINC旁邊側過身，咧著嘴笑。
她告訴我，她偶爾會和年輕學生一起學習電腦科學。但讓她詫異的是，與威爾克斯時代相比，這些人種女性人數銳減，而且認可度大不如從前。1960年，她開始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工作，女性在計算機和數學專業中的比例是27%。1990年達到35%，達到歷史最高峰。在這此後，佔比不斷下降下降，到2013年，女性比例降至26%。
當威爾克斯與今天的年輕程式設計師交談時，反而是年輕人感到困惑，女性竟是該領域先驅，最聳人聽聞的創新者，而這曾經是美國企業界的共識？"他們目瞪口呆，…他們完全不能理解。"威爾克斯說道。
03
大約200年前，世界上第一個能夠稱之為程式設計師的人就是女人，Lady Ada Lovelace。作為1833年英格蘭的一位年輕數學家，她遇到了發明家查爾斯巴貝奇，他正在努力設計他所謂的分析引擎。引擎將由金屬齒輪製成，能夠執行if / then命令並將資訊儲存在記憶體中。
這個大傢伙竟然可以修改自己的指令，還有記憶體？它絕不應該是一臺死記硬背的計算器。為了證明這一點，Lovelace寫下了歷史上第一個計算機程式，它是一種演算法，分析引擎可以用它來計算伯努利數字序列。她直言不諱她的成就：“我的大腦不僅僅是凡人。我寫下過程式。”
但遺憾的是，巴貝奇一直也沒有實現他的引擎夢。所以，直到Lovelace36歲死於癌症時，也沒能讓她的程式碼跑起來。
當數字計算機最終在20世紀40年代成為現實時，女性再次成為為機器編寫軟體的先驅。當時，計算行業的人們認為編寫程式碼是次要的，不那麼有趣的任務。真正的榮耀在於製造硬體。軟體？呵呵，研究科學和技術史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詹妮弗·S·萊特說：“這個詞還沒有被髮明出來呢”
04
在上世紀40年代，由軍方資助，美國開發出第一臺可程式設計數字計算機，電子數字積分和計算機Eniac。那是一個巨大的、重達30多噸，由17,468個真空管組成的龐然大物。如果誰能讓這臺怪獸執行起來，必然是十分風光霸氣了。而相比之下，程式設計似乎是卑微的，程式設計師就像是祕書色。
在Eniac剛推出的幾年裡，許多企業都從IBM等公司那裡購買了巨大的電子製表機，這對於計算工資非常有用。這些機器的打卡機操作員的工作，通常由女性來擔任。當需要聘請技術人員為Eniac編寫程式碼時，組成了由女性們構成的團隊：詹寧斯(Jean Jennings)，斯奈德(Betty Snyder)，韋斯科夫（Marlyn Wescoff），比拉斯（Frances Bilas）和李希特曼（Ruth Lichterman）。
男人們負責思考讓Eniac做什麼，而"程式設計"執行程式碼的活則由女人來擔當。
“我們幾乎可以通過單個真空管來診斷故障。”詹寧斯後來對《IEEE計算機歷史年鑑》的一位採訪者說道。詹寧斯是密蘇里州一個有104人的社群附近低收入家庭的假小夥子，長大後在大學裡研修數學專業。“由於我們既知道應用程式又知道機器，所以我們學會了調適故障，可不比工程師幹得差。”
Eniac的女性團隊是第一批發現軟體無法正常工作的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師的主要工作就包括找到並修復錯誤（Debug）。她們的創造了有關軟體的核心概念。斯奈德意識到除錯一個不能正確執行的程式，如果有一個"斷點"就會有很大幫助，可以讓程式在執行過程中暫停，然後觀察執行的中間結果。
直到現代，編碼調適中斷點也是程式調適的重要手段。
1946年，Eniac的締造者希望將計算機展示給一批軍方背景的要員。他要求詹寧斯和斯奈德編寫一個計算導彈彈道軌跡的程式。為此，她倆制定了一套詳盡的工作計劃，經歷了數週的艱苦努力。程式已接近尾聲，但她們突然發現了一個小故障，程式本應該在導彈著陸時停止，但由於某種原因它停不下來。
演示前一天晚上，斯奈德一拍腦門，靈機一動解決了這個問題。她第二天早早去上班，開啟Eniac的一個開關，便消除了故障。"在她睡著的時候，貝蒂可以做更多的邏輯推理，而不像大多數人一樣在清醒時候做"，詹寧斯回憶道。儘管這樣，這些女性的工作也未得到任何的好評。在第一次Eniac的官方演示活動中，男性專案經理絲毫沒有提及這個女性團隊，更不用說介紹女性成員了。
05
戰爭結束後，隨著程式設計工作從軍隊擴充套件到私營企業，被廣泛使用，女性程式設計師們形成一支先鋒隊，完成了許多開創性的創新。比如，格蕾斯·哈珀（Grace Hopper）就是被公認為是第一個建立“編譯器”的程式設計師，它能讓使用者建立更接近常規書面文字的程式語言，可以編寫類似英語句子的程式碼，然後翻譯成由0和1組成的計算機語言。
哈珀還為非技術商人開發了"Flowmatic"語言。後來，她建議建立Cobol語言的團隊，該語言被各大公司廣泛使用。
除了發明編譯器，哈珀還有一段與臭蟲親密接觸的故事被人津津樂道。1947年赫伯工作的一個系統出現了故障，進過排查發現是一個臭蟲導致電路短路導致的。後來，這個臭蟲被哈珀一巴掌拍死在工作日誌本上，足以見識當時女程式設計師的果敢。
團隊中的另一位程式設計師薩米特（Jean E.Sammet），她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程式語言的發展。艾倫（Fran Allen），則非常擅長優化Fortran，一種用於執行科學計算的流行語言，她因此進入IBM，成為內部第一位女性研究員。
06
在50-60年代，當業界開始依賴軟體來處理工資單和處理資料時，程式設計工作機會激增，男性僱員幾乎任何優勢。正如威爾克斯所發現的，僱主僅僅是尋找符合邏輯、擅長數學和一絲不苟的候選人。在這方面，性別刻板印象對女性有利。一些高管認為，女性在針織和編織等艱苦活動中的傳統專長恰恰體現了這種特質。1968年出版的《你的計算機生涯》甚至指出，喜歡“用食譜做飯”的人是優秀的程式設計師。
程式設計師工作的申請人通常會接受一項測試，通常涉及到模式識別，如果他們通過測試並接受工作培訓，就會被僱傭，這一過程使該領域對新人敞開懷抱。對電腦一無所知？1965年，一則英國廣告承諾說：“我們會教你，還會同時付錢給你。1957年，在IBM的一次招聘活動中，名為《窈窕淑女》的宣傳冊上特別鼓勵女性申請程式設計師崗位。
正是由於對程式設計人才的渴望，一位名叫阿琳格溫多琳李（Arlene Gwendolyn Lee）的年輕黑人女性都順利成為加拿大早期的女性程式設計師之一，儘管在當時受到不少公開歧視。李是一名混血兒，沒有人願意租房給她，所以她需要錢來買房。據她的兒子在部落格的描述，上世紀60年代初，李在多倫多的一家報紙上看到一家公司正在招聘資料處理和系統分析員。
李說服了清一色白人高管們讓她參加程式設計能力測試。當她的準確率達到小數點後四位時，她的白人老闆們再也沒有任何疑問。“電腦並不會在乎我是女人還是黑人。”她後來對兒子說道。“測試對我來說很容易，但對大多數女性而言很難。”
Elsie Shutt在大學暑假期間學習程式設計，同時在馬里蘭州陸軍設施Aberdeen Proving Ground為軍隊工作。1953年，她從研究生院抽出時間，被聘請為雷神公司編寫程式碼，其中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人員“大約50％的男性和50％的女性”，她告訴珍妮特阿巴特，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歷史學家和2012年的作者書“重新編碼性別。”“我真的很驚訝這些人都是程式設計師，因為我認為這是女性的工作！”
07
大學暑假期期間，西舒特（Elsie Shutt）在馬里蘭州陸軍基地阿伯丁試驗場為軍隊工作，這段經歷讓她學會了程式設計。1953年，她畢業時被雷神公司聘請來編寫程式碼，當時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人員大約50%的男性和50%的女性。她告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歷史學家，《Recoding Gender》的作者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我真的很驚訝這些人都是程式設計師，因為我認為這是女性的工作！"
當西舒特在1957年生下第一個孩子時，州法律要求她離開她的工作崗位。上世紀50-60年代，企業十分歡迎全職的女性程式設計師，但卻不願意為她們提供兼職選擇，即使是最優秀的程式設計師也一樣。因此，西舒特創立了Computations，這是一家為企業提供程式設計諮詢的公司。
她聘請了全職母親擔任兼職員工，如果他們還不知道如何程式設計，她就先訓練她們。這些兼職媽媽可以在白天照顧孩子，晚上來程式設計。"它已經成為了一種使命感，"西舒特對阿巴特說道，"為那些才華橫溢、缺少機會的女性提供工作。”《商業週刊》在一篇報道中將Computations的員工稱作為“孕媽媽程式設計師”，配圖是一位兼職女程式設計師家中的照片，母親在書房努力寫著程式碼，嬰兒在走廊的搖籃裡酣睡。
到1967年，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女性程式設計師，《國際大都會》雜誌為此發表了一篇名為“計算機女孩”的文章，同時還刊登了許多女性在計算機上工作的照片。該報道指出，該領域的女性每年可以賺2萬美元（差不多是現在的15萬美元）。這種機會太罕見了，婦女可以在職場中茁壯成長。而在當時，更普遍的情況是，幾乎每一個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領域都接納很少的女性。甚至是擁有數學學位的女性選擇也十分有限，教高中數學，或是在保險公司做些死記硬背的計算。
“那時的女性基本上都投奔到程式設計師行業了。‘好吧，如果我不做程式設計，我還能做什麼？’”珍妮特·阿巴特說道，“對於女性來說，這恐怕是最好的選擇。”
07
可是，女性是什麼開始被迫退出電腦科學的舞臺呢？
當史蒂夫·喬布斯和比爾·蓋茨開始開始出現在公眾視線中，計算機領域男性主導的時代逼近。
在這十年之前的研究顯示，對程式設計職業感興趣的男女人數幾乎一半一半。而女性選擇電腦科學課程的人數在70年代末穩步上升，十年時間裡幾乎翻了一倍多。到1983學年，所有計算機和資訊科學專業的畢業生中有37.1%是女性。
但情況在1984年發生了逆轉。從這一年開始女性計算機專業畢業生比例下降了；到2010年左右，幾乎腰砍。計算機和資訊科學專業的畢業生中，只有17.6%是女性。
這種急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孩子們學會程式設計的方式和時間發生了變化。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個人電腦的出現，重塑了電腦科學學位的學生群體。在那之前，幾乎每一個上大學的學生都從未接觸過電腦，甚至在教室裡也沒有接觸過電腦。計算機是稀有而昂貴的裝置，大部分只能在研究實驗室或公司環境中使用。換言之，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處於平等的基礎上，而且對程式設計還很陌生。
但是在這之後，第一代個人計算機Commodore 64和TRS-80開始進入到個人家庭，青少年當中很快流行開來，他們慢慢接觸到程式設計的相關知識。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大學新生在他們開始第一堂電腦課時早已對計算機瞭如指掌了，他們對於二進位制科學將可能帶來的改變已經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正如兩位學者在調查女性入學率如此低的原因時發現的那樣，事實證明，這些學生大多是男性。
參與調查的一位研究員是艾倫·費希爾（AllanFisher），他同時也是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學院的副院長。該校於1988年開設了電腦科學本科課程，經過數年的發展，費舍爾注意到該專業的女性比例一直低於10%。1994年，他聘請了社會科學家簡·馬戈利斯（Jane Margolis）來分析原因，馬戈利斯現在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與資訊研究學院的高階研究員。從1995年到1999年，在四年多的時間裡，馬戈利斯和她的同事在卡內基梅隆的計算機科學系採訪和跟蹤了大約100名大學生，包括男性和女性。
在2002年出版的《解鎖俱樂部：電腦科學中的女性》 （Unlocking the Clubhouse: Women in Computing），馬戈利斯和費希爾公開了調查研究的結果。
馬爾戈利斯發現，來到卡內基梅隆的一年級學生，並且有著豐富計算機經驗的幾乎都是男性。他們比女孩更容易接觸電腦。例如，在計算機被父母當作禮物送給他們的可能性中，男孩是女孩的兩倍多。如果父母為家裡購置了一臺電腦，他們通常會把它放在兒子的房間裡，而不是女兒的房間裡。男孩也傾向於在父親那裡扮演“實習生”的角色，通過基本的語言手冊與父親一起工作，得到父親們的鼓勵。女孩兒卻不是這樣。
男孩們會因為玩積木和電子裝置而歡呼，女孩們則被引導到娃娃和玩具的房間，歷史似乎也接受了這樣的設定。在學校裡，女孩本能地認為，電腦是為男孩準備的。那些組成電腦俱樂部的極客男孩，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逃避賽馬文化的折磨，但是他們常常也會有意或無意地做出同樣的排外行為，比如冷落女孩。
其他許多學校也有類似的狀況。帕特麗夏·奧德·伊茲（Patricia Ord_ez）1985年就讀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年級時她申請了個人計算機入門課。她在高中時是一個數學天才，但在程式設計方面經驗不足。當她在大學課堂上舉手提問時，班裡的其他男孩早在十年前就已經知道了答案。教授輕描淡寫地說道，“我以為你知道的”。
“我想，我永遠都不會成功。”後來，伊茲很快就換了門專業。
一個學生堅持或放棄這門學科的決定似乎與程式設計天賦無關，馬戈利斯瞭解到，許多輟學的女性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事實上，一些離開的人曾經是一流的學生。換句話說，這個學位的課程是一種平衡力。作為青少年的業餘愛好，學習基礎知識可能會帶來很多有趣和有用的技能，但是大學的學習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到學位結束時，每個人最終都會以大致相同的程式設計水平畢業。
當電腦科學發展至90年代中期，程式設計文化大量普及。大多數新生都是男性，女性的數量從未恢復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水平，而那些少數出現的女性往往是孤立的。在一個有20個學生的房間裡，可能有5個甚至更少的學生是女性。
08
美國企業界正在發生轉變，所謂“文化契合”的出現改變了招聘過程中的評判的重點。管理者開始挑選程式設計師，不是基於他們的能力，而是基於他們是否適合一種性格型別：尖酸、孤傲的男性書呆子。
除了測試邏輯思維之外，就像威爾克斯那個時代一樣，公司開始使用個性測試來專門為這些刻薄的孤獨品質選擇。
對於極端個性的追捧使女人望而卻步。經理們可能會聳聳肩，接受一個蓬頭垢面、粗暴無禮的男人，但他們不會容忍一個同樣行為的女人。編碼越來越需要進行深夜，但是經理們聲稱讓女性工作到凌晨太不安全了，所以他們禁止她們和男性呆在一起。
與此同時，舊制的軟體和硬體行業地位發生了逆轉。
軟體正在成為美國公司中一個重要的、利潤豐厚的行業。僱主們越來越多地僱傭程式設計師，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夠提升到程式設計中的關鍵管理角色。很少有公司願意讓一個女人來管理男人。伊利諾伊理工學院的歷史學家瑪麗·希克斯（Marie Hicks）說：“他們想要的是與管理層更為協調的人。”“最大的收穫之一是，技術技能並不等同於成功。”
到了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文化適應”的追求已經全面展開，尤其是在初創企業中，初創企業所涉及的人數相對較少，通常只有很長時間處於緊張的環境中。創始人希望僱傭與他們在社會和文化上相似的人。
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前負責人蘇·加德納（Sue Gardner）認為，“這就是所有的鬆散的文化”，他是維基百科和其他網站的非盈利組織的負責人。在那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加德納決定研究為什麼這麼少的女性被僱傭為程式設計師。2014年，她對該領域的1400多名女性進行了調查，並進行了得分更高的靜坐式訪談。她很清楚，90年代男性佔領該行業已經變成了一個自生自滅的迴圈。因為幾乎每個負責人都是白人或亞洲人，這就是僱傭的榜樣；只有當管理者像他們一樣走路和說話時，才能認出人才。
09
2016年，Hurl burt和他的朋友Rich Geld reich成立了一家名為二項式的初創公司，在那裡他們建立了軟體，幫助壓縮圖形重軟體中“紋理”的大小。她認為，自僱意味著不必與貶低老闆打交道。但當她和蓋德瑞奇去銷售他們的產品時，一些客戶認為她只是市場營銷人員。“我不知道當你只有一個程式設計師的時候，你是如何使這個產品脫離現實的！“她回憶起一位客戶告訴蓋爾德里奇。
2014年，一位技術企業家和前學者KieranSnyder對248名技術工程師的公司績效評估進行了非正式分析，結果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受負面反饋的評估；男性更容易接受只有建設性反饋的評估，而沒有負面反饋。
在這種性別歧視的氛圍下潛伏著社會生物學的幻象。
正如這一思路所表明的那樣，女性比男性更不適合程式，因為生物學更好地賦予男性在程式設計方面擅長的必要素質。許多從事軟體工作的女性一直面臨著這種推理。Cate Huston，2011年至2014年在谷歌工作的軟體工程師，當他們思考為什麼公司的程式設計師中女性所佔比例如此之低時，從那裡的同事那裡聽到了這個訊息。她回憶說，同行們認為谷歌只僱傭了最優秀的員工，如果不僱傭女性，那是因為她們沒有足夠的內在邏輯和勇氣。
程式設計師的構成反映了一種純粹的精英主義，這種假設在許多矽谷男人中根深蒂固；對他們來說，社會生物學提供了一種解釋事物的方法，特別是對於那些喜歡認為工作場所的性別歧視不是什麼大問題，甚至懷疑它真的存在的人。
但是，如果生物學是如此少的女性從事編碼工作的原因，那麼就不可能解釋為什麼女性在美國程式設計的早期如此突出。這項工作，可能比現在的程式設計要困難得多。這是一個未知的新領域，你必須用二進位制和十六進位制格式進行數學運算，而且沒有有用的網際網路論壇，也沒有谷歌可以查詢，以獲得關於你的bug的幫助。只是你的大腦在一個罐子裡，解決地獄般的問題。
10
如果生物學限制了女性的程式設計能力，那麼在其他國家，程式設計中男女的比例應該是相似的。在印度，學習電腦科學和相關領域的學生中，大約40%是女性。儘管在印度成為一名女性程式設計師的障礙更大；印度的性別角色非常僵化，以至於女大學生經常在晚上8點實行宵禁，這意味著她們不能在計算機實驗室工作到很晚，正如社會科學家RoliVarma在2015年研究她們時所瞭解的那樣。
不過，與美國女性相比，印度女性有一個巨大的文化優勢：她們更容易受到父母的鼓勵，進入這一領域，Varma說。更重要的是，這些女性認為程式設計是一項更安全的工作，因為它能讓她們呆在室內，減少她們在街上受到性騷擾的機會。換句話說，在印度，婦女程式設計被認為是正常的。馬來西亞的情況與此類似，2001年，也就是美國女性在電腦科學領域的份額下滑到谷底的時候，馬來西亞吉隆坡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 in Kuala Lumpur）52%的本科電腦科學專業學生和39%的博士生都是女性。
如今，當中年女性認為矽谷的文化不太可能改變時，許多人乾脆離開了這個行業。2014年，當Sue Gardner調查1400名女性時，他們告訴她同樣的故事：在早期，作為初級程式設計師，他們忽略了周圍的性別歧視。他們熱愛程式設計，雄心勃勃，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興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Gardner說，“他們會被打倒。”
近三分之二的女性經歷過或目睹過騷擾，她在2008年的《雅典娜因子》（The Athena Factor）一書中讀到了這一點；在Gardner的調查中，三分之一的女性報告說，她們的經理對男性同事更友好，也更支援男性同事。人們通常認為，有孩子的時刻是女性在科技職業中被排擠的時刻，就像其他許多人一樣。
根據勞工統計局的資料，2018年，“計算機和數學職業”中約26%的工人是女性。有色人種的比例也很低：黑人僱員佔8.4%，拉丁美洲人佔7.5%。在矽谷頂尖科技公司中，這一數字更為嚴峻：覆蓋科技行業的新聞網站Recode在2017年的一項分析顯示，谷歌20%的技術員工是女性，而只有1%是黑人，3%是西班牙裔。Facebook幾乎完全相同；Twitter上的資料分別為15%、2%和4%。
這一逆轉是深刻的。在程式設計行業的早期，婦女們蜂擁而至程式設計，因為它比法律等領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獎勵。現在軟體行業大門已經關閉了。
11
20世紀90年代末，Allan Fisher決定著手解決電腦科學中男女不平衡的問題。在馬戈利斯的發現推動下，Fisher和他的同事們進行了一些改變。首先，他們根據經驗對學生進行分組建立不同的課程，從青年時代就開始編寫程式碼的孩子將學習進階版，而剛學習程式碼的孩子則注重基礎，好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趕上。卡內基梅隆還為所有學生提供額外的輔導，這對初學者尤其有用。他知道，如果Fisher能讓他們度過第一年和第二年，他們就會趕上同齡人。
沒有一項政策改變不了的事情。“這是一個良性迴圈，” Fisher說。“如果你讓課程適應經驗較少的人，那麼經驗較少的人就會加入進來。”教員們越來越習慣於看到小白進化成高階程式設計師。
卡內基梅隆的努力非常成功。在這些變化之後的幾年裡，進入電腦科學專案的女性比例猛增，從7%上升到42%；女性的畢業率上升到接近於男性。這所學校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其他一些關注女性學生數量少的學校開始使用類似於Fisher的方法。
2006年，Harvey Mudd學院對電腦科學課程的介紹進行了修補，專門為新手建立了一條賽道，並將其重新命名為利用計算方法在科學和工程領域解決創造性問題。Hich，該機構的總裁Maria Klawe告訴我，“實際上是對你在程式設計時實際所做工作的更好描述。”到2018年，Harvey Mudd主修電腦科學的畢業生中有54%是女性。
學校的努力伴隨著更廣泛的文化轉變。在過去的幾年裡，婦女對程式設計的興趣在美國各地開始迅速上升。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學教授Linda Sax的研究顯示，2012年，計劃主修電腦科學的女性本科生比例開始以35年來從未有過的速度上升，自80年代中期下降以來。
此外，還出現了大量的團體和組織培訓，並鼓勵代表人數不足的群體。進入這個領域，像黑人女孩密碼和程式碼新手。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程式設計已經被視為高薪和富有吸引力的工作的堡壘。
在一個Instagram、Snapchat和iPhone都是生活中經紗和緯線的一部分的時代，潛在的程式設計人員很少擔心工作會被孤立、反社會和遠離現實。“如今，那些認為自己有創造力或藝術性的女性比過去更有可能追求電腦科學，”薩克斯說，她研究了幾十年來有關STEM領域學生的人口統計學資料。
與其他領域相比，它們仍然不太可能進入程式設計領域，但程式設計越來越在它們的視野中。這一轉變得益於這樣一個事實，通過免費的線上程式設計學校、相對便宜的“訓練營”，甚至是新來者的Meetup團體，在沒有獲得完整學位的情況下學習程式設計要容易得多——這種機會在過去十年才出現。
12
改變學校文化是一回事，更困難的是改變整個行業的文化，特別是反身性的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仍然深深根植於矽谷。
比如蘇·加德納，有時會懷疑鼓勵年輕女性進入科技領域是否合乎道德。她擔心她們會越來越多地從電腦科學課程中湧出，在很早的時候就興奮地完成第一份程式設計工作，然後逐漸被行業所擊敗。
在2017年的一個春季週末，700多名程式設計師和設計師聚集在紐約的一場黑客馬拉松現場，限時24小時，該活動由科技和矽谷新聞網站Tech Crunch主辦。在週日的午餐時間，在一場場瘋狂的頭腦風暴後，這些團隊將他們的作品展示給行業評審小組。
獲勝的隊伍是來自新澤西州的三名高中女生，索米婭·帕塔皮、阿克沙亞·迪內斯和阿穆利亞·巴拉克裡希南，她們拿到了5000美元的支票作為獎金。在短短的24小時內，她們建立了一個虛擬現實應用程式“復興”，測試孩子們是否有多動症。頒獎結束，回到房間，她們倒頭大睡。從前一天中午開始，她們馬不停蹄地編程式碼，精疲力竭。
他們都對高中的程式設計課程感興趣，每個人都受到移民父母的強烈鼓勵。巴拉克裡希南的父母從事軟體和醫學工作；迪內斯的父母2000年從印度來到美國，從事資訊科技工作。帕塔帕蒂幼年時從印度移民到印度，她的年輕母親從未上過大學，她的父親是一名資訊科技工人，是他農村家庭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迪納什告訴我，由於在高中時被程式設計所吸引，年輕的黑客們已經習慣了在學校裡成為一個孤獨的女孩書呆子。
為了打破孤立，在程式設計過程中認識了更多的女孩，她參加了“built by girls”等活動，幾天前，她就是在那裡遇到了帕帕蒂和巴拉克裡希南，並決定組隊。為了參加Tech Crunch，16歲的帕帕蒂和巴拉克裡希南錯過了一個初級舞會和一個朋友的生日聚會。
“當你可以去參加一個黑客大會時，誰需要一個聚會？帕帕蒂說道。
將近兩年後，巴拉克裡希南花了一年的時間來開發她發明的心臟監護產品，而她當時正以10萬美元的價格進行開發。她申請上大學學習電腦科學，業餘時間參加選美比賽，受到美國小姐2017的啟發，卡拉·麥卡洛可是是一名核物理科學家。
她說：“我意識到，我可以用華麗的表演作為一個平臺，讓更多的女孩認識到，她們可以擁抱自己的女性身份，參與到強技術性、男性主導的領域。”迪納什在高中的最後一年，創辦了一項全女性的黑客活動，現在每年都在紐約舉行。
帕塔帕蒂和迪納什去年秋天進入斯坦福大學學習電腦科學。她們都對人工智慧很感興趣。但她們也注意到了程式設計課上，女性的微妙緊張。帕塔帕蒂觀察到男性同事在小組討論中忽視了她舉手的動作，或者重複她剛才說的話，就好像這是他們的想法一樣。她說：“我認為有時候人們甚至意識不到自己的偏見。”“這真讓人心煩。”
迪納什說，新來的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信心水平絕對有差異”。斯坦福大學的課程如此緊張，以至於像她這樣的相對老兵都在爭先恐後：當我們最近談話時，她剛剛在一個專案上“連續三個通宵”，學生們不得不從頭開始設計一個“列印”命令。18歲時，她對前面的路幾乎沒有幻想。她說，當她參加區塊鏈會議時，那是一片“中年白人和亞洲男性”的海洋。“我再也不會去了，”她笑著補充道。
“我的夢想是在特斯拉或Waymo這樣的公司從事自動駕駛。也許我會成立我自己的公司。”迪納什已經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了，她認識了一位風險投資家。“透過他，我還能認識到更多的人。”
20年後，當迪納什環顧四周，會看到些什麼呢？主宰軟體世界的手杖會再次迴歸到了女性手裡嗎，在電腦科學領域，會看到更多女性的身影嗎？
“說實話，我不知道”，她說道，“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女性的世界將不會再拘泥於外人的偏見和期待。”
來源： https://www. nytimes.com/2019/02/13/ magazine/women-coding-computer-programmin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