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來到零工時代
David Feldman的一天從躺在床上查郵件、回覆資訊開始。
今年38歲的他，已經“在家”工作多年。他在Fiverr這樣的自由職業資訊平臺上接活，撰寫廣告文案、開發網站、進行數字營銷。
他有一張精密的時間表，每天工作8~10小時，接送孩子上學、放學，陪孩子打籃球，家庭聚餐… 直至深夜休息。
對David來說，選擇成為一名全職的自由職業者是一個大膽的決定，意味著，他放棄了穩定的投行工作，每年六位數的穩定薪水，以及保險、退休金等員工福利。
自由職業者與公司的僱傭關係一般是“Contract workers”合同工，公司無需提供保險、帶薪休假、退休金等員工福利。
但他對自己的選擇很滿意，“為自己工作，決定自己的生活”，自由分配時間，年薪超過23萬美金。
當David Feldman坐在家中盯著電腦工作時，Antoinette Kunda正在路上奔波。
剛剛送完一單外賣，她又收到了新的外賣訂單提醒，來不及坐下來休息，她立即奔向下一個目的地。
送外賣，只是她的日常工作之一。她手機裡有許多APP，Uber, Lyft, Doordash, Grubhub, Postmates, Instacart… 送煩了外賣，她會選擇接送下乘客，或者幫顧客購物。
為平臺打工，成為自由職業者中的一員，非她所願。
08年經濟危機爆發前，Antoinette Kunda在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財富500強）工作，年收入8萬美元，每月工資約6667美元。
但是現在，每天能賺到100美金，一個月有2800美金收入就不錯了，因此，她的目標是多打幾份工，爭取一個月賺5000美金。
David Feldman和Antoinette Kunda都在為自己打工，他們沒有跟任何一家公司簽訂長期的勞動合同，準確的說，他們都是支撐“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員。但他們的生活卻截然不同，正是這場“零工”運動中兩個極端的縮影。
美國的零工經濟：
兩級分化
“零工“（Gig Work）一詞最早出現在1920年代，特指在爵士音樂俱樂部表演的樂手。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同時網際網路共享經濟平臺誕生。
Airbnb成立於2008年；
TaskRabbit成立於2008年；
Uber成立於2009年；
……
這些共享經濟平臺，為無數失業大軍創造了打零工的機會。
10年後，美國約有5730萬自由職業者，約佔勞動力的36%，預計2020年，該佔比將達到43%。
David Feldman和Antoinette Kunda代表了自由勞動力大軍中的兩極，技能點突出、薪資水平高的自由職業者，和技能、薪資較低的零工。根據BCG諮詢的資料調查，在美國，這兩類自由職業者幾乎各佔勞動力的一半。
BCG諮詢將網約車司機（18%）、外賣配送（19%）、清潔及從事其他零散活計（14%）的零工劃分到低技術、低薪資範疇。將網站設計、程式設計、管理等人才（22%）劃分為高技術、高薪資範疇。
自由職業者的身份背景不同，服務他們的平臺也有相應的特點。
2018年10月Upwork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目前市值21.3億美金。
Upwork平臺上每年流動的臨時工作專案，價值超過10億美金，涉及的領域包括：網頁端、移動端和軟體開發，營銷、客戶管理，資料科學，工程、建築設計，平面設計、創意內容，法律，寫作，會計、諮詢等等…
活躍的自由職業者數量超過1600萬，大多數是技能型人才。
TaskRabbit在零工經濟圖譜另一端，也被頻繁提及。創立於2008年，2017年被宜家收購。平臺上彙集了各種小的任務需求，比如組裝傢俱、修修壞了的家電、打掃衛等等。
不難發現，高技術、高薪資的自由職業者，聚集在以Upwork為代表的平臺上謀生，類似Upwork的平臺還有成立於2010年的Fiverr，已經完成D輪融資，還有歐洲的Twago Enterprise，也提供相似服務。
除了選擇成為自由的網約車司機，或者光榮的外賣送餐員，諸如TaskRabbit、Handy這樣的平臺，給技能點較少的自由職業者創造了收入機會。
至今，美國“零工經濟”已經歷了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成為社會經濟中必不可少的支柱。
Upwork CEO Stephane Kasriel曾說：“超過美國三分之一人口的自由職業們為國民經濟貢獻了7000多億美元收入，這只是開始，我們生活在的網際網路時代，正在解放傳統的僱傭關係。”
大約十年前創立的共享經濟平臺，也進入了上市衝刺階段。
3月底，Lyft上市，相關檔案中顯示平臺上活躍的司機數量超過110萬，要知道Lyft的全職員工也只有4680人；競爭對手Uber也要在今年上市，Uber在全球合作了300萬司機，全職僱員16000人。
此外，Aribnb、Postmates、Doordash，也準備年內上市。
這個時代，商業模式快速變化，人們的心理和價值觀也在變化。
網際網路女皇的2018年度報告中，曾分析當今社會影響人們工作選擇的重要因素：
排名前三位的重要因素雖然還是健康保險、薪水、假期，但可享受靈活工作時間安排的重要程度可與退休金媲美，在家工作的影響力也達到了35%。
零工經濟下的陰影：
替公司省錢，卻拿不到錢
隨著這些共享經濟獨角獸企業的上市，投資人、股東、早期員工、高管將獲得豐厚的收益，當我們把視線聚焦於利益既得者時，就可能忽視，事情的另一面，那些為平臺打零工、利益未得到保護的人。
Lyft在上市檔案中標識，如果將與司機之間的關係從合同工轉變為全職僱傭，將給公司帶來巨大的經營風險，“公司也許將徹底改變當前的商業模式和運營方式。”
但是，哪怕是現在與司機維持合同僱傭關係，也沒有萬事大吉。Lyft因此陷入數起法律糾紛，2013年，為此支付了2700萬美金訴訟費，2018年花費了195萬美金。此外，Lyft還在頻繁接受政府調查。
就在Lyft上市前不久，Uber剛剛解決其僵持了六年多的兩起訴訟案，並支付了2000萬美元賠償費。
起訴人是一群Uber司機，他們認為公司應該把其歸為僱員，而不是合同工。司機們認為，他們在平臺全職工作，卻不享受醫療保險、帶薪病假和退休金等員工福利，只因為他們是合同工。平臺因此節省大筆開支，他們的利益卻受到損害。
代表Uber司機的律師Shannon Liss Riordan對案件結果表示 “滿意”。她說，根據這項協議，司機們為Uber每行駛一英里，就獲得大約37美分的補償。
此外，俄勒岡州正在制定一項適用於自由職業者的國家贊助的退休計劃，Uber和Lyft都將考慮為司機制定退休計劃。
Shannon也在代表其他零工經濟從業者爭取勞動權益，“我們一直接到抗訴亞馬遜、GrubHub、Lyft、Doordash、Postmates、Handy和其他抗爭共享經濟商業模式‘剝削自由職業者’的案件。”
週二，谷歌900多名員工遞交請願書，要求公司給予合同工應有的尊重。事情的起因是谷歌內部一支43人的團隊中80%的員工接到緊急通知，聲稱他們的工作合同將在下個月到期。
請願書中有這樣一段“在事情發生過程中，我們團隊的主管和全職員工保持沉默，谷歌告知他們，如果向我們提供幫助，或者僅僅是感謝我們多年來的付出，都會讓公司惹上法律麻煩。谷歌表示，最好的做法是與我們保持距離，這樣公司可以免於法律責任。”
去年英國衛報曾報道過谷歌一項內部文化條例，“The ABCs of TVCs”，告知全職員工應該如何與合同工相處，“TVC合同僱員與全職員工不同，TVC合同會給公司帶來極大法律風險。”同時，公司建議員工不要邀請TVC僱員參與團隊活動以及贈與公司禮物。
據彭博社報道，去年穀歌僱傭的合同工第一次超過正式員工數量。他們為谷歌“寫程式碼、打銷售電話、招聘員工、審查YouTube視訊、測試無人駕駛車，甚至擔任管理職位。”
一位參與抗議活動的谷歌前僱員表示“這種抗爭，並非合同工抗議全職員工，而是與公司的抗爭。”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是公司無關緊要的部分，是公司可隨時拋棄的成員。
企業對待零工的態度長期受到詬病，甚至雙方被推上了‘剝削’與‘被剝削’的位置。毋庸置疑的是，企業被認為是零工經濟中的最大受益者。
根據福布斯報道，現在約57％的企業通過使用臨時工來節省成本，這些公司中有43％僅僅通過節省勞動力成本一項，就省出至少20％的支出。
Uber和Lyft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功於司機，據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估計，他們的平均工資為每小時9.21美元。將司機視作合同工，從公司正式僱員中剝離，節省了大量成本。
不止谷歌，Facebook約有50%的僱員也是合同工。事實上，統計資料顯示，過去24年中，科技公司的直接僱員數量僅增長了31%，平均下來，每年新增僱員數量僅為1.1%，部分原因是科技企業正在與更多自由職業者合作。
修復零工經濟問題：
建立自由職業者的保障網
在谷歌員工請願當天，谷歌表態，要求合作的人才中介公司為旗下在谷歌工作的合同工提供完整的醫療保險，12周的育嬰假，以及最低15美金的時薪。
但這樣的要求僅針對承包穀歌招聘司機、安保和廚師等需求的中介公司，谷歌對直接招聘的合同工態度仍然模糊。
除了等待公司主動調整政策，自由職業者也可以選擇使用一些初創企業的服務，自建安全保障網。
此前曾任自由職業者聯盟創始人和主管的Sara Horowitz 2017年另立門戶，創辦了Trupo，為自由職業者提供殘疾保險，每月繳納20至50美金的保險費，哪怕受傷，無法工作，自由職業者也不必再擔心醫療費和生活費了。
“自由職業者一直被排除在保險公司服務範疇內，因為他們沒有穩定收入，”Sara Horowitz說“本來只是一點小問題，但因為沒有保險，許多人因此背上沉重的卡債，重新依靠父母，生活成了一場災難。”
目前Trupo已經拿到紅杉、BoxGroup、Lerer Hippeau Ventures等機構的風險投資。
政府也沒有缺席。
今年2月，媒體報道了參議員Mark Warner針對零工經濟勞動力福利問題的政策建議：
給予為零工提供培訓服務的企業稅收優惠；
幫助零工支付技能培訓專案學費；
減輕零工申請貸款的難度；
加快建立系統，提供健康保險和帶薪病假等福利。
“我們不能也不應該讓經濟倒退回50年前的樣子，如果我們想發展經濟並創造更多機會，議會必須採取措施，讓自由職業者獲得更多技能培訓機會，獲得更多社會支援。”
無論零工經濟的發展是否符合人們的預期，不得不承認的是，過去穩定、一成不變的僱傭關係正在發生變化， 企業和合同工、平臺和自僱者都必須加速適應新的勞動力關係，並不斷加強風險適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