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將至”的娛樂圈
昨日，兩則有關薪酬待遇的新聞成為了輿論焦點。
第一則是網傳航天601所發公文稱因研究員張小平跳槽，嚴重影響登月進度，懇請組織派人讓其回來。據悉，張小平職稱為副主任設計師，是601所基層職位，此前年薪約12萬，跳槽民企後，年薪直達百萬。
科技創新是基本國策，登月計劃是國家重點工程。航天技術人才本應是奇貨可居，高薪厚職均不為過。但事實卻是如此重要的國家棟梁，收入尚不及北京平均薪酬水平(2018年北京平均月薪為10712元) ，無怪乎訊息爆出後，人們詫異不已。
張小平“漲薪”的同時，有些讓人卻面臨著“降薪”。
同一日訊息，新浪娛樂報道，“從知情人士處獲悉，接下來將嚴控綜藝節目藝人的片酬，每期節目藝人總片酬不能超過80萬，常駐嘉賓一季節目下來的片酬不能超過1000萬。”據悉，此次綜藝限薪確有其事並已執行多時。
這意味著國家針對娛樂圈的監管再次升級。
娛樂圈“血淚史”
娛樂圈總是被監管是因為“貴圈真亂”，而且近年來這種“亂”已不是原來男女關係混亂、酗酒嗑藥暴力、拉幫結派欺凌這麼簡單了。
俗話說，金九銀十。可是，金秋送爽對於娛樂圈來說是不存在的。娛樂圈有的只是一個多事之秋。
上週，首批股民起訴趙薇去年企圖憑藉51倍的槓桿收購上市公司“空手套白狼”一案正式開庭;與此同時;“范冰冰去哪了”這個問題再次激發人們的好奇心，坊間盛傳不僅僅是逃稅這麼簡單，還涉及到了更嚴重的經濟問題;數日前，導演郭靖宇髮長微博揭開了電視劇刷量潛規則，劇方不購買收視率，衛視就絕不會播出;剛被爆出桃色新聞的吳秀波又被傳旗下公司涉嫌私刻公章，用虛假協議獲專案95%收益，多家上市公司受損……
不難發現， 當下娛樂圈的“亂”早已超出了演藝範圍，上升到金融問題的層面了， 而我們都知道，“穩~金融”是中央“六個~穩”要求之一。有鑑於此，監管部門加強監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限薪是對娛樂圈最直接的監管招數。對於藝人來說，片酬、演出報酬是收入的第一來源，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動不動就上億的“天價”片酬為藝人們日後開公司，搞投資，像趙薇那樣玩弄資本提供了最初的本金。因此，限薪成為了規範娛樂圈最常規的招數之一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娛樂圈限薪並非新鮮事。今年早些時候崔永元怒懟馮小剛的一條微博爆出了娛樂圈“陰陽合同”這個如伏地魔般圈內人人知曉其存在卻從不明言的事情後，限薪再次成為了輿論焦點和監管重點。
“陰陽合同”一事曝光沒多久，6月28日，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遊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家電影局等聯合印發的《通知》就明確規定，“全部演員、嘉賓的總片酬不得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主要演員片酬不得超過總片酬的70%”。
監管層表態了，業界怎能視而不見、沉默不語呢?
所以，8月11日，愛奇藝、優酷、騰訊視訊三家視訊網站聯合六家影視製作公司正午陽光、華策影視、檸檬影業、慈文傳媒、耀客傳媒、新麗傳媒，共同釋出一則宣告稱，將“共同抵制藝人‘天價’片酬現象”，“共同抵制偷逃稅、‘陰陽合同’等違法行為”。
可是，有關部門或許是一時忘記了演戲並非當下藝人的主業，參加錢多事少熱度高的真人秀節目才是他們的正經事。當然，這個漏洞怎會逃過英明的決策者們的法眼，於是我們看到了27日綜藝節目“限薪令”的出現。
娛樂圈監管，比限薪更“狠”的是限內容。
綜藝節目的“限薪令”是“限內容令”的延續。9月18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局長、黨組書記聶辰席提到，要進一步調控治理綜藝娛樂、真人秀、親子類等節目，堅決防止泛娛樂化等傾向。大力推進節目創新創優，多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型別的優秀原創節目。
要大力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型別的優秀原創節目”，首先得限制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型別的優秀原創節目”。
9月20日，國家廣電總局釋出《境外人員參加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指出，未經國務院廣播電視主管部門批准，廣播電視播出機構不得在19∶00—22∶00播出境外視聽節目。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各頻道每天播出的境外電影、電視劇、動畫片、紀錄片和其他境外電視節目，不得超過當天該類別節目總播出時間的30%。
監管部門對娛樂圈的限制並不僅限於薪酬、內容等尚屬具體的問題，還延伸至了抽象的藝人風格。
9月初央視播出的《開學第一課》不但引發了全民對當中廣告內容的吐槽，還引發了對節目裡明星“娘炮”風格的大討論。隨後，有訊息稱，雖然並未下發白紙黑字的“限娘令”，但“偶像”、“練習生”、“男團”、“女團”等字眼已經不被提倡使用，甚至有選秀節目將個人風格稍微陰柔的選手一律淘汰。
一套“限制”組合拳下來，娛樂圈的黃金時代已逝。
市場化是唯一解
術業有專攻，薪酬分高低。
百萬年薪對於像張小平這樣的基層科研人員來說已是“天價”，而這很可能還不如某些明星一個活動的出場費。這樣的現象的確會令民眾對娛樂圈產生不滿與怨言。但是，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行業薪酬水平和觀影選擇，不但無利於娛樂業的監管，更有市場經濟倒退的嫌疑。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人們都在感激懷念另一位“小平”——鄧小平。正是他高瞻遠矚，推動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我們才迎來了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的這40年。小平所推動的市場化改革以“效率”為首要目的，而其面對的主要阻力就是 “絕對平均主義”。
對於娛樂圈存在的偷稅漏稅、涉嫌經濟犯罪等行為固然需要嚴厲打擊，但打擊程度應符合法律法規，與其他行業一視同仁。 高薪並非原罪，用行政限制的手段抑制娛樂圈的高片酬實際上是追求“絕對平均主義”的一種表現。
薪酬分高低，但行業無貴賤。
在市場經濟下，並不存在一種比其他職業更應獲得高薪的職業，行業的薪酬水平更多是與該行業的發展效率相關。
明星的高片酬來源於娛樂產業近年來的高效發展。這樣的薪酬水平或許不符合人們樸素的分配願望，卻符合市場化原則。這次綜藝限薪標準遠低於市場價格，說明了本質上是通過強行壓低娛樂產業的“效率”，即市場化程度來縮小其與其他行業的收入差距。這種拉低“先富”的方式，並不能起到帶動“後富”的作用，反而拖慢及延誤了兩者的市場化程序和對效率的追求。
以張小平為例，之前其薪酬之所以“低”得令人髮指，是因為所處的研究所地位特殊，並不參與市場競爭，故也無需提供符合市場化的行業待遇。但現在張小平跳出了體制的桎梏，參與了市場配置，所以也爭取到了與其能力匹配的市場化薪酬。可以說，正是行政化的管理限制了他此前的薪酬，而市場化則為他帶來了應有的高薪。
強行用行政手段限制、控制娛樂圈的薪酬水平，此舉等同於將娛樂業從市場經濟拉回到計劃經濟，並無助於提高其他“張小平”們的收入，反而會令一眾娛樂圈敬崗愛業的從業者淪為跳槽前的張小平——收入所得並不符合能力與市場地位。
另一方面，雖然目前娛樂業市場化程度較高，但仍非充分的市場競爭。 限制節目內容、限制從業人員的風格，抑制了行業的多元化，從而也抑制了市場化。 這也導致了與張小平情況相反的另一種能力與薪酬不匹配現象，那就是部分人之所以會為娛樂圈限薪叫好的原因——明星失望的表現與高片酬的錯配。
隨著《延禧攻略》和《如懿傳》的熱播，關於宮鬥戲的泛濫再次引起爭議。觀眾對模式化娛樂節目的厭惡，對多元化娛樂享受的渴望與日俱增，不應忽視。但“建國後不準成精”等一系列行政要求侷限了娛樂業的創作思維，違背限制引發的風險迫使從業人員不得不犧牲創意以換安全。
與此同時，對外來娛樂節目的限制加劇了多元化的缺失。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受傷害的莫過於觀眾與粉絲了。 有限的選擇縮窄了人們的視野，單一的內容模式束縛了人們的邏輯思辨能力，對錶演者不同風格的排斥抑制了人們的審美觀和包容性。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總是驚訝某些業務能力備受質疑的娛樂圈從業人員仍能收穫高薪的原因。
在充分的市場化配置下，觀眾被給予了多元化的選擇，眼界、審美與辨別能力在比較中得到發展，從而可以對明星藝人進行逆向選擇和淘汰。原因很簡單，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當一個觀眾見識過高水平的表演和作品後，他就不願意為技藝不精的明星和粗製濫造的作品埋單。畢竟，歸根究底，人們不滿的不是明星的“天價”高薪，而是他的能力不足以匹配這個薪酬水平。
娛樂圈的高速發展對社會和經濟帶來了較大的衝擊，在這個過程中的確有部分人利用監管漏洞攫取了不法利益。但是，無論如何，一個行業的商業行為應該由市場去調節，由符合市場化的政策法規監管，而不是靠簡單粗暴的行政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