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規範的心理學透視
本文要點
- 隨著像機器學習這樣的新技術的出現,開發人員現在能實現的東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了。但是,這種新力量也有不好的一面。
- 當我們談到道德規範——支配人們行為的規則——就不能不談到心理學。
- 雖然我們都自視為天生的好人,但像服從、從眾、道德疏離、認知失調、道德失憶這樣的過程全都反映出,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很可能行為不端。
- 雖然人們是非理性的,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預測的,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技術和業務負責人如何使他們的組織更合乎道德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 使公司更合乎道德的最佳方式是從個體入手。一次一個人,一次一項決定,使公司逐步變得合乎道德。我們都希望被視為好人,都希望獲得道德認同,而隨之而來的義務就是表現出那樣的道德。
隨著像機器學習這樣的新技術的出現,開發人員現在能實現的東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了。但是,這種新力量也有不好的一面。最近,ofollow,noindex" target="_blank">Facebook 執行長在歐盟議會就未能在虛假新聞、外國干涉選舉及開發人員濫用人們的資訊中承擔起足夠的責任而道歉。然後,谷歌 宣佈了其Pentagon AI專案,導致開發團隊10幾個人辭職。在編寫程式碼時,你的職責從哪開始?到哪結束?你僅有的選項是選擇留下來繼續或退出嗎?
當我們談到道德規範——支配人們行為的規則——就不能不談到心理學。在研究“社會心理學”這個主題或者是研究社交場合下人的行為時,這是貢獻最大的一個領域。這一學科旨在解釋我們在特定環境下的特定行為方式。
什麼影響著我們的行為?
關於服從
有關人類道德心理學最早的其中一項理論來自Stanley Milgram,他是20世紀60年代耶魯大學的一名心理學家。當他在審查第二次世界大戰紐倫堡戰犯審判的被告所提供的種族滅絕行為的理由時,他發現,他們的自我辯護通常是基於“服從”——他們只是服從上級的命令。
Milgram(1963)熱衷於研究人們會在多大程度上服從涉及傷害他人的命令。1961年7月,在耶路撒冷阿道夫·艾希曼審判後一年,他開始進行第一項實驗。首先,他希望調查是否德國人特別服從權威,因為這是對二戰納粹屠殺的一個常見解釋。但是,他很快就發現,所有人的迴應都一樣。
實驗
在他的第一次實驗中,志願者被介紹給另外一名參與者(參與實驗的人)。他們的角色是通過抽籤決定的(儘管這是固定的)。志願者總是老師,而我們的實驗助手總是學習者。
他們都被帶到了單獨的房間,然後,學習者會被綁在電椅上,並被命令學習一個詞對列表。老師在另一間屋裡,那裡有電擊發生器,他會對學習者進行測試,他說出一次單詞,要求學習者回憶與其配對的單詞。學習者已準備好給出錯誤的答案。老師被要求在學習者每次答錯時給予電擊,並且在每次錯誤後增加電擊水平(注:並沒有真正電擊,只是造成老師在給予電擊的假象)。電擊最初是15V,最高達450V。當老師拒絕執行電擊,實驗者會給出一系列的命令讓他們繼續。
65%的參與者願意給予最強的、顯然致命的電擊(450V)。所有參與者進行到了300V。Milgram得出結論,普通人很容易服從權威人物的命令,即使是到了一個殺害無辜人類的程度。我們的成長方式決定了,服從權威在我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當我們認為權威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權力時,這種反應是我們在很年輕時從學習、家庭和工作場所中學來的。
Milgram電擊實驗之後的許多研究都報告了比Milgram的美國人抽樣更高的服從率。有些研究的服從率超過了80%(來自義大利、德國、奧地利、西班牙和荷蘭)。
關於從眾
當我們知道自己正確時,我們就可能認為自己強大到足夠面對一群人,對嗎?
然而,研究表明,我們常常比我們自己想象的更從眾。在特定的情況下,為了和群體中的其他人保持一致,人們願意忽視現實。
實驗
20世紀50年代,波蘭完形心理學家 Solomon Asch進行了一系列實驗(Asch實驗 )。這些實驗揭示了人們自己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群體觀點的影響。Asch發現,為了和眾人保持一致,人們願意故意給出錯誤答案。
在每次實驗中,都會有一名缺乏經驗的學生參與者和我們的其他幾名實驗助手一起被安排在一個房間裡。實驗物件被告知在參與一項視覺測試。我們的實驗助手都被告知了直線任務宣佈時他們應有的反應。不過,缺乏經驗的學生參與者並不知道,其他學生不是真正的參與者。在宣佈直線任務後,每名學生都口頭上宣佈哪條直線(A、B還是C)和目標直線匹配。
找出匹配的直線
這些實驗揭示了人們自己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群體觀點的影響。Asch發現,為了和群體中的其他人保持一致,避免被取笑,將近75%的人願意忽視現實,給出錯誤的答案。因此,Asch得出結論,我們會為了融入群體而撒謊或欺騙自己。我們有避免與眾不同的強烈需求。
我們晚上怎麼還睡得著?
我們經常會遇到道德狀況(Hofman et.al, 2014 )。實際上,道德是“人類獨有的特點——一個把我們和其他物種區分開來的特點”(Goodwin et al , 2014 )。
由於道德是人類存在的一個基本要素,所以人們非常希望把自己視為有道德的個體,也非常希望被其他人視為有道德的個體。不過,研究表明,當有機會不誠實地行事並從中獲益時,我們通常選擇偏離我們的道德羅盤而行欺騙之事(M. Kouchaki and F. Gino 2016 )。
Ellen Klass 是紐約的一名心理學家,他發現,當我們做了什麼道德上可疑的事情時,我們往往會琢磨它,這通常會中斷或干擾睡眠。不過,雖然有些人會在晚上輾轉反側,為某事擔心,而其他人似乎不那麼受困擾。為什麼?
道德疏離是一個社會心理學術語,指的是說服自己道德標準在特定情況下不適用於自己的過程。因此,道德疏離包含一個在認知上重新擬訂或重新修訂破壞性行為使其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過程,而不改變行為或道德標準。
Baron & Zhao 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個人動機,主要是經濟獲益,影響著我們的道德疏離。這解釋了企業家為什麼有時候會做出對他們的公司、利益干係人和他們自己有破壞性影響的不道德決策。
關於認知失調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在1957年提出的認知失調理論被認為是社會心理學最卓越的成就。
這一理論表明,我們有一種內在的驅動力,使我們所有的態度和行為保持和諧,避免不和諧(或不一致)。這就是認知一致性原則。當我們的態度和行為(不協調)不一致時,就必須改變一些東西來消除不協調。
認知失調指的是一種態度、信念或行為相互衝突的情況。這會產生一種不適感,致使態度、信念或行為其中之一發生改變,以減少不適感並恢復平衡。
實驗
Festinger 和James M. Carlsmith在1959年發表了他們的經典認知失調實驗。在實驗中,實驗物件被要求完成一個小時的無聊而單調的任務(即用12根線軸反覆填充和清空托盤,以及順時針旋轉48個方形木栓)。他們使一些實驗物件相信,他們參與的實驗已經結束,然後要求他們幫助實驗者告訴下一個參與者(實際上是實驗者的助手)這項任務非常有趣。由於這項任務實際上是無聊的,所以人們在完成這項任務時產生了失調。一半的有償實驗物件獲得1美元的獎勵,另一半的有償實驗物件獲得20美元。
根據行為主義者/強化理論,那些拿了20美元的人應該更喜歡這項任務,因為他們會把這筆錢和這項任務聯絡起來。另一方面,認知失調理論會預測,那些拿1美元的人會感到最失調,因為他們不得不執行一項無聊的任務,並向實驗者撒謊,而這一切僅僅是為了1美元。這將在他們不愚蠢或邪惡的信念與他們執行一項無聊的任務、只為了一美元而撒謊的行為之間產生失調。因此,失調理論會預測,1美元組的人會更有動力通過重新概念化/合理化他們的行為來解決他們的失調。他們會認為這個無聊的任務實際上很有趣。正如你猜想的那樣,Festinger的預測被證明是正確的,1美元組的人會更喜歡這項任務。
注意,這個實驗也證明了道德是一個相當棘手的課題,認知失調是指擔心你的行為不合邏輯,而不是不合道德——它不會阻止你的不良行為,只是覺得難以理解。
實驗
借用Festinger的一個例子,吸菸者知道吸菸有害健康,為了減少失調,他可能會選擇戒菸,或者改變他關於吸菸的影響的想法(例如,吸菸並不是像其他人所說的那樣對健康有害),或獲取說明吸菸具有積極作用的知識(例如,吸菸可以防止體重增加)。
不道德的行為
在創造平衡的過程中,我們會做出讓自己感覺更好的選擇,有時我們的道德羅盤會受損。
關於不道德失憶
美國西北大學和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 把不道德失憶描述為一種現象,他們認為,這種現象源自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記憶本是以讓我們感覺舒服的方式進行的。
他們假設,人們限制了對可能威脅他們的道德自我概念的記憶的檢索。換句話說,我們不喜歡看到自己不好。他們對2100多名參與者進行了9項不同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他們發現,人們對自己的道德行為——比如公平地玩遊戲——的記憶比作弊的記憶更清晰。
Francesca Gino和Maryam Kouchaki(心理學家)得出結論,不道德的行為會造成心理痛苦和不適,而不道德失憶會降低這種痛苦。他們猜測,我們忘記了自己做過的與自我形象相反的事情,因此不道德的行為反覆出現:我們沒有從過去吸取教訓。
服從、從眾、道德疏離、認知失調和道德失憶等過程都揭示了為什麼,儘管我們認為自己天生是好的,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會表現得很糟糕。
這很重要。雖然人們是非理性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是可預測的,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技術和業務負責人如何使他們的組織更合乎道德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可以做些什麼?
傳統的變革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讓公司的領導者把變革作為他們的首要任務,並樹立他們希望其他人效仿的行為榜樣。
一個更快、更有效的方法是從個人(無論是領導者還是員工)以及他們想要把自己視為好人以及被他人視為好人的強烈願望開始。
在他的研究中,McLaverty(教育博士)觀察了文化對大公司領導者和高管道德決策的影響。他的敘事研究技術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見解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他在研究中發現,這位領導者回憶了總共87個主要的道德困境。這些事件中只有少數是由賄賂、腐敗或反競爭問題引起的(只有16%)。
更多的情況下,困境是利益競爭、激勵不當或文化衝突導致的。
基於這些發現,McLaverty發現了一些需要解決的障礙和矛盾,如果你想對你的團隊的道德行為產生影響的話。
關於障礙
- 企業轉型計劃和變革管理方案:企業從高層推動太多、太快和太頻繁的變革會扭曲自身的道德氛圍。匆忙或慌亂的人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行為。
- 激勵和壓力會誇大目標的成果:人們被獎勵去做某事,而大多數領導者會因為達到目標而得到獎勵。
- 跨文化差異:在做出商業決策時,決定誰的文化“處於支配地位”是最重要的,這一持續的挑戰淹沒了人們內心的道德聲音。
瞭解這些障礙並認識到它們阻礙我們做出道德決定,我們就可以開始克服它們。在McLaverty的研究中,對領導者有用的是什麼?
作為一個組織/一名領導者,你應該考慮:
- 如何支付薪酬:確保你的薪酬方案獎勵正確的事情。
- 誰獲得晉升以及為什麼:重視那些反思道德問題、敢於直言並挑戰普遍接受的做事方式的人。
- 員工對公司的感受:我們希望為我們引以為豪的企業工作。如果你的敬業度調查顯示,人們不信任經理,或者員工對公司漠不關心、感到羞恥,那麼你可能面臨一個普遍存在的道德問題。
- 決策是否足夠合乎道德:通常,道德只是決策的一個因素。例如,領導者可以通過談論他們不得不應對的困境來了解這一點,重塑整個組織。
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是一家成功的跨國公司的執行長,道德不僅僅是一種選擇。作為個人,你可以發揮影響力,即使組織高層不參與其中,或者影響需要時間才能慢慢顯現出來。
要想讓一家公司變得更合乎道德,最穩固的基礎就是從個人做起。一次一個人,一次一個決定,使公司逐步變得合乎道德。我們都希望被視為好人,都希望獲得道德認同,而隨之而來的義務就是表現出那樣的道德,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對不那麼道德的行為的記憶會逐漸淡去。
我們必須相信,做正確的事情是唯一的選擇。幸運的是,道德伴隨著強烈的情感,如內疚、恐懼、後悔和驕傲。學會識別這些情緒,而不是忽視它們,有助於建立自信,採取行動,強化內心的道德羅盤。
關於敢於直言
最後一項要點是,如果需要改變,就大聲說出來。如果你看到什麼不對,就要勇敢地說出來。決定你是要和你的老闆、你的團隊負責人交流,還是和諮詢部門(合規部門或人力資源部門)談話。和你的人際網路交流,尋求支援和指導。
這需要勇氣,對一些人來說,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勇氣,因為敢於直言並不總是沒有風險的:英國的一項調查 發現,60%的銀行家仍然擔心標記不道德行為的負面影響。在科技領域,stackoverflow 的調查結果顯示,道德問題的報告仍然有賴於特定的情況(46.6%)。
公元前300年,亞里士多德 說,恐懼是勇氣的一部分。正如心理學家現在所描述的那樣:勇氣是面對恐懼時的堅持。
不要低估勇氣和直言不諱帶來的積極影響:你會建立一個更自尊、更自信和更合乎道德的工作氛圍。
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勇氣會讓你更快樂 。
關於作者
Andrea Dobson
是一名註冊心理學家和認知行為治療師。作為一名執業心理學家,Andrea專門研究抑鬱症和焦慮症、複雜的悲傷和犯罪心理學。2015年,Andrea開始在Container Solutions公司工作,負責拓展他們的學習文化。這包括培訓、高管教育以及將招聘過程正式化,同時對其進行擴充套件,把心理測試包含進來。當Andrea於2017年建立CS的領導力發展專案時,這項工作仍在繼續。2018年,Andrea開始為Innovation Office工作,與Container Solutions的創始人Pini Reznik一起,將消費者行為模式與他們最新的產品開發工作聯絡起來。
參考資料
- S.E. Asch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Vol 70(9),, 1-70.
- T.C. McLaverty (2016).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senior leaders as they seek to resolve ethical dilemmas at work
- Klass, E. T. (1978).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immoral actions: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4), 756
-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 Kouchaki & F. Gino (2016). Memories of unethical actions become obfuscated over time. PNAS May 31, 2016. 113 (22) 6166-6171
- Hofmann W., Wisneski DC., Brandt, M.J. and Skitka, L.J. (2014).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Science 345(6202):1340–1343.
- Goodwin, G.P., Piazza, J., Rozin, P. (2014). Moral character predominates in person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J Pers Soc Psychol 106(1):148–168.
- Festinger & Carlsmith (1959).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203 – 210
-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71-378 .
- W. Weiten (2010). Psychology: themes and variations.